是以北京大学为蓝本,以学术自由为立校之本,以教育自主为活水之源,校长的任务就是坚守这个“本”、“源”。他说:“大学是个教授集团,不是一个衙门,照大学法,校长虽然权力甚大,然我为学校之前途计,决不能有极权主义的作风。”
1949年11月15日,傅斯年在台湾大学第四次校庆上演说,公开声明“不许把大学作为任何学术以外的目的的工具”,“办大学为的是学术,为的是青年,为的是中国和世界的文化,这中间不包括工具主义。”强调“台湾省既然回到祖国的怀抱,则台湾大学应该以寻求真理为目的,以人类尊严为人格,以扩充知识、利用天然、增厚民生为工作的目标。”
早在1932年,面对国民党在大学推行党化教育或所谓三民主义教育,他就尖锐地指出:“教育如无相当的独立,是办不好的。”
在傅斯年做校长的时间里,入学的台大学生可以不读三民主义,也不要升旗,在此之前和此之后,这是不可想象的,可谓是空前绝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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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1章 坚定捍卫大学自主与学术自由 (第2/2页)
也是他的台大校长任上,台大政治系教授萨孟武一直放言无忌,批评国民党的法统,播洒民主法治的种子,很多外系的学生都去他的课堂旁听,影响越出了校园外,连他的口头禅“因此他之故”也成了大家的口头禅。萨孟武的言论自然让国民党当局头疼不已,但因为有傅斯年在,他便可以在台大继续教下去。
当时的台湾风雨飘摇,一切都没有上轨道,社会上到处是不满的情绪。当时国民党残余政权尚未迁台,对学生的思想钳制并没有像后来那样严密。那时的校园里,一方面是学生的左倾倾向,岛上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学生运动经常发生。有一段时间,校园里跳起了秧歌舞,有学生还专门写下《为什么扭秧歌》的文章,还有人甚至撒发反政府的传单。另一方面还要抵挡来自当局的的政治压力和社会上的各种攻击。傅斯年恪守的一条底线就是大学的独立与尊严。
1949年4月6日,傅斯年接到国民党警备司令部的公文,指控14名学生“张贴标语、散发传单,煽惑人心,扰乱秩序,妨害治安”等,第二天,警备司令部的名单上又扩大到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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