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估计大概是考古笔记之类的东西吧——不过许一城自己已经承认,所以检控方对这些笔记也没什么太大兴趣,当成二类证据,没费心思去破译。”
果然这第三本笔记,也被加密过了。只是不知道它用的密码是和《素鼎录》一样,还是跟木户笔记相同,抑或有自己专属的密码。
“后来这些笔记本的下落呢?”我问。
“日本领事馆来了一个叫姊小路永德的外交官,说这是日本政府的财产,给收走了。”
“全收了?”
“啊,那当然,三本全拿走了。”
木户有三笔记的来源搞清楚了,可是新的疑问重新发现:如果日本政府当时把笔记本收走,那么我家里那本笔记,到底是从何得来的呢?还有,第三本笔记,下落又在何处呢?
我又细细追问,也亏得付贵对当年那件事印象太深,许多细节都还记得。我问了一圈下来,发现付贵这个人只是凭着对朋友的义气,想要帮帮许一城罢了,他只是个小探长,对于盗卖佛头这件事本身,知道的恐怕还不如黄克武多。
综合黄克武、付贵和木户加奈的故事,许一城的形象逐渐丰满了,但他与木户有三在1931年7月到8月之间的经历,却还是一片空白。
我问道:“我爷爷,到死也没再说什么?”付贵摇摇头道:“没有。你爷爷许一城是个茶壶煮饺子的性子,他不想说的,你一个字也别想撬出来。他临刑前夜,我带了点酒菜去送行,劝他再好好想想,只要他说一句话,我就有把握把这案子拖下去。可他什么都没说。等我把酒菜盘子端出监狱,发现案底粘了一张纸条。纸条上说他与我相识一场,总要留点东西做纪念。纸条指点我去南城一处偏僻的冰窖里,从那里拿到一件唐代的海兽葡萄青铜镜。我知道他是什么意思:咱们以镜结识,就以镜结束好了。”
他说到这里,深吸一口气,闭上眼睛。
“我想找他的遗孀,可她那时候已经抱着刚出生的孩子失踪了。后来抗战爆发,日本人占了北平,我没跑,稀里糊涂当了伪警察。抗战胜利以后,我勉强避过了汉奸的风头,还抱上了北平警备司令的大腿。可惜抱得太紧,等到了北平和平解放,我想松开都难了。后面的事你们都知道了,我在监狱里待了小半辈子,出来以后也干不了警察,就靠当年跟许一城混的时候学到的一鳞半爪,在天津当个拉纤的。”
“不对……”我喃喃自语。桌上其他三个人都听到了。付贵眉头一皱:“你说什么不对?”
我抬起头:“我说您收的那样古董不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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