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害民,就将这归咎于知府和知县等地方官的不廉洁上是不公平的,因为这些人没法廉洁。他们薪水极低,而上司却想方设法要勒索,过往官绅要打秋丰,进京朝觐一次至少要花三四千两银子,这些钱又不能从天而降,叫他们如何廉洁呢?韩一良举证说,州县的官员进京,京城的御史和给事中们号称开市,是一个捞钱的好机会。他本人两个月以来拒收的赠金就有500两。末了,韩一良认为,他淡交尚且如此,其他人就可想而知了。因此他建议,只有严惩少数罪大恶极的贪污受贿者,让大臣们把钱当作祸水,才有可能出现廉洁爱民的情况。
崇祯对韩一良的说法深以为然,专门为这一奏折开了一次现场会,他让韩一良站在大臣面前摇头晃脑地朗读了这一奏折,然后又让大臣们互相传阅,并决定要破格提拔此人,当场就要任命他为右佥都御史。负责官员升迁的吏部尚书一面连连称善,一面却别有用心地说:韩一良所奏一定是有所指的,请皇上命他挑出最严重的贪污受贿案例来,以便以此为例进行重处。
这明明是给韩一良过不去,韩一良本来不过是要在崇祯面前表明他的忠心与干练,又哪里敢真正举出哪个官员贪污哪个官员受贿呢?他只得支吾着说折中所言俱是风闻,并没有一个准确的事实。这下崇祯不高兴了:“难道连一个贪污受贿者你也不知道,就写了这个奏折吗?限五日内奏明。”
五天后,韩一良只得纠弹了几个已被打倒了的阉党死老虎交差,崇祯看出他在打马虎眼,再次令他当着众臣朗读那本奏折,当韩读到他两个月收到赠金500两时,崇祯立即打断他,厉声追问这500两银子到底是谁送的?韩一良推说记不清了。崇祯龙颜大怒,韩一良的右都佥御史没做成不说,还差点丢了命。
韩一良事件的结果是,崇祯越来越对整个帝国的文官系统感到不满,对大臣们的从政能力和品德人格都持怀疑态度,此后,他在用人上总是颇多猜疑,甚至只得自已一个人去干。就像一个勤快的笨蛋总是要比一般的笨蛋干出更多的不可收拾的蠢事一样,一个自以为是而又事必躬亲的专制君主给这个千疮百孔的帝国造成的伤害,远远要大过一个平庸、惰怠、无所事事的皇帝。
同时,纵观崇祯一生,他的内心内心深处肯定怀着一种很大程度的不自信,因此他才会对他人的评价特别敏感,有时候简直就是一种病态。这病态的表现形式之一就是对于身边所有人都怀着一种深刻的怀疑和猜忌。皇帝的这种病态心理在他统治后期尤其明显,往往使得朝臣们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不能自己:如果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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