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上宰相了,已经位极人臣了;另一个则是文宗眼前的红人。所以说,如果没有一个政治理想支撑着,他们不可能进行这样的大冒险。清代学者尚宛甫说得非常好:“训、注虽谲进,然乱贼人人得诛!举世畏宦官,训、注独舍生诛之,使其谋成,则武、宣、懿三宗必无复废立之事。”
史上的评价,对李训还稍微好点,对郑注则出奇的低。其实,郑注并非像很多人说的那样是个只知党同伐异的小人。举个例子,当初,文宗以郑注为太仆卿兼御史大夫,郑注担任新职前举荐了仓部员外郎李款接替自己的旧职。
文宗说:“郑注啊,这李款以前曾向我弹劾过你。”
郑注答:“加臣之罪,虽于理而无辜;在款之诚,乃事君而尽节。”
这话也是响当当的。由此可见人性的复杂,任何一棍子打死的事都是不可取的。最初,郑注只是个飘零江湖的郎中,但无常的命运与个人的奋斗,把他一步步推到时代舞台的中央,并最终让他成为一个悲剧性的人物。
“甘露之变”失败了,主要原因在于李训,首先没执行更稳妥的郑注的计划,其次用人不当,韩约之类皆不堪大任。这是历史的定数,又充满了偶然,乃至于诡异。那是事变爆发前多年,“郑注大和初赴职河中,姬妾百余尽骑香气数里,逆于人鼻。是岁,自京至河中所过路,瓜尽死,一蒂不获”。由于铺天盖地的香气的袭击,自长安至河中的瓜都死了。是不是预示了几年后“甘露之变”的结局?
“甘露之变”对晚唐士人的心灵影响太大了。
事变发生后,退居东都洛阳做“中隐”闲官的白居易一声叹息,他的很多同僚都死于事变,包括当初打击过他的王涯。怀着复杂的心情,诗人写下著名的《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感事而作》:“祸福茫茫不可期,大都早退似先知。当君白首同归日,是我青山独往时。顾索素琴应不暇,忆牵黄犬定难追。麒麟作脯龙为醢,何似泥中曳尾龟。”
当初,剪除宦官集团的过程中,郑注、李训曾将一个叫田全操的宦官贬到外地,随后通知当地官员,令其将田秘密决杀。但很快“甘露之变”爆发,田全操得以脱险,随即返回长安,并在路上扬言:“我入城,凡儒服者,无贵贱,当尽杀之!”此日,田全操入金光门,整个长安朝廷一下子就乱了,很多大臣认为宦官又要大肆杀人了。当时,新任宰相李石、郑覃正跟大臣们在血迹未干的中书省议事,听到田全操入城后,转眼间在座大臣跑了一半儿。郑覃也想跑,但被李石制止。李石找到仇士良,道明此事。仇或真或假地安慰了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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