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皆曰:丞郎、给舍、谏官、御史尚未论请,而赞善大夫反忧国之甚也?仆闻此语,退而思之:赞善大夫诚贱冗耳!”
转年秋天的一个傍晚,白居易于江边送客,萧瑟秋风抚过,诗人感到一丝人生的寒冷。然后他就看到那传来凄美琵琶声的小船,《长恨歌》之外的另一首杰作《琵琶行》由此诞生。在这里,不想去说诗歌本身的艺术价值,而只想靠近诗人那一夜的心境。对他来说,那一夜即一生。而那一夜的心境,又可以用《琵琶行》中的两句说清:“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在这个夜晚,他这样的士人,与一个流浪的琵琶女,有什么不同?诗人另一种人生的大幕,似乎已经在江州悄悄拉开一角。
贬官前,白居易刚直激切,勇于言事,深得东汉士风;贬官后,趋向于独善其身,“世事从今口不言”。后来的白居易,在长安与外地的仕途间辗转,最终在东都洛阳做了闲官,跟裴度、刘禹锡诗酒相酬,野游夜宴,一心一意地实践着自己的“中隐”哲学。大隐隐于长安的朝廷,小隐于这个国家的山野,中隐则指的是做京城之外的闲官。
文宗开成二年(公元837年)的三月初三,在洛阳,白居易、裴度、刘禹锡等十五位名士,模仿东晋的兰亭雅会,举行了一个盛大的春宴。“河南尹李待价将禊于洛滨,前一日启留守裴令公(裴度)。公明日召太子少傅白居易,太子宾客萧籍、李仍叔、刘禹锡,中书舍人郑居等十五人合宴于舟中。自晨及暮,前水嬉而后妓乐,左笔砚而右壶觞,望之若仙,观者如堵……”
盛唐造就了李白,“安史之乱”成全了杜甫。但从士人心灵史的角度看,给后世影响最大的唐朝士人是白居易。他既是“中隐”概念的最初阐释者和实践者,又是儒、佛、道三教合一的先驱。他按自己的意愿和方式度过了后半生。
但白居易仍有自己的底线,坚持着自己的人生意志。在中晚唐绵延四十年的“牛李党争”中,白居易没有投入哪一方阵营,哪怕他是“牛党”主力杨虞卿的妹夫,哪怕他常与牛僧孺唱和,哪怕他最亲密的朋友元稹站在了“李党”一边,哪怕始终厌恶他的李德裕把他的诗篇扔掉。当两党成员为扳倒对方而纷纷亲近专权的宦官时,白居易依旧不为所动地坚持着自己独立的人格。《新唐书》对他的最终评价是“完节自高”,这非常准确。
唐武宗会昌二年(公元842年),白居易七十岁,以刑部尚书致仕,正式退休。白居易退休那一年,挚友刘禹锡离开了这个世界,密友元稹多年前就不在了。前几年,同居洛阳的老上级裴度也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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