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臣下的进言。乾隆皇帝晚年刚愎自用,拒谏饰非,真实情况不能上达,眼皮子底下的问题不能发现。嘉庆深知此弊,他决心在自己的任内,充分发挥建言和进谏的作用。
刚诛了和珅,皇帝就下诏鼓励官员直言,揭露朝中弊政。皇帝说:“求治之道,必期明目达聪,广为咨取,庶民隐得以周知。”在皇帝的鼓励之下,大清王朝一时间出现了“下至末吏平民,皆得封章上达,言路大开”的局面。虽然大多数奏折见解平庸,但也确有有识之士,向他指陈了朝廷用人行政中存在的一系列严重问题,揭发了一批贪官,让他对大清政局有了更深入、更全面的了解。
第二件是掀起反腐浪潮。
诛和珅的根本目标是扼制腐败。在广泛听取官员意见的前提下,一批乾隆时代即以廉洁著称的大臣进入了朝廷中枢,而和珅时代大部分省一级高官被撤换。《剑桥中国晚清史》记载,嘉庆四年(1799年)初,尚在其位的十一个身居要职的官吏中,六个被迅速撤换,他们是:驻南京的总督、陕甘总督、闽浙总督、湖广总督、云贵总督,以及漕运总督。次年又撤换了河道总督二人。
借诛和珅的东风,一次反腐高潮在全国兴起。在“求直言”运动中,一大批贪官被揭露出来,受到严惩:湖南布政使郑源涛公开卖官,并且定下官职售价,被定罪斩首;云贵总督富纲在任内索贿,被判绞刑;湖北安襄郧道台胡齐崙在镇压白莲教过程中,贪污军需银三万两,被抄家处绞;武昌同知常丹葵,借办匪案为名,任意勒索百姓,被人举报,丢官罢职……
当然,大事中的大事,还是白莲教起义。自从登基以来,熊熊燃烧的起义烈火一刻不停地灼痛着他。太上皇乾隆调集了十七省的兵力,三年间先后花费军费七千万两,可是起义烈火不但没有被扑灭,反而有越烧越旺之势。嘉庆深知,这是关系大清王朝生死存亡的大搏斗。事实上,他之所以不惜冒违反“三年无改”之教的风险,雷厉风行地全面扭转父亲的政策,核心目标就是为了除掉这个大清王朝的心腹大患。求直言、惩腐败,也都是围绕这一核心而展开的布局。
通过惩办贪污和人事调整,一个更强有力的后勤保障体系初步建立起来。通过百官的直言进谏,皇帝对军队中长期存在的腐败、权力分散、战略失当、军纪涣散等问题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川楚军营的腐败在此时已经发展到了几乎不可收拾的地步。统兵将领无不滥支军费,纳入私囊。由于军费被大肆侵吞,士兵甚至到了难以存活的程度。赴陕的豫兵,因四十五天不发粮饷,集体逃回河南。湖北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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