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节

》中提出，李鸿章是中国历史上“持久战”概念的首创者，这堪称对中国军事史的一个重大贡献。

然而皇帝根本听不进李鸿章的建议，甚至连那封奏折他都没有读完——他没有这个耐心。日军在中国境内越深入，皇帝就越惊惶。他最担心的是日本人接近北京，让他和太后再上演一次仓皇北逃的惨剧。战前下的所有决心，这时都已不翼而飞，他所有的心思，都放在如何把日本阻止住上面。他不能静下心来分析整个局势，没有兴趣在大脑中预演几步之后的棋局，只是如同一个低劣的棋手一样，凭着条件反射式的本能，盲目地把棋子一个个往前送。他一日不停地把各地最优秀的军队调上前线。他催战甚急，对所有的前方将帅都不满意。他对他们的态度只有两种：一种是不断地指责，指责他们不负责任，“玩误”、“胆怯”、“无谋略”；另一种是恫吓，动不动就以“有畏葸玩延情弊，即按军律惩办”、“军法从事”、“决不宽贷”的圣旨相威胁。在他的不断催促下，中国最精锐的部队不断被送上锋线，不断被日军吞噬，这正中日本人的下怀。

陆军的失败，很大程度上与皇帝的指挥思想有关。海军也同样如此。皇帝的逻辑是只要战败就是有罪。甲午战争的第一战“丰岛海战”之后，皇帝对海军提督丁汝昌即极为不满，认为他“畏葸无能，巧滑避敌”，要撤他的职。丁汝昌是在李鸿章力保之下才侥幸留任，不过皇帝对丁汝昌的恶感一直没有消除。

皇帝不懂海军作战规律，却屡屡瞎指挥。《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载，战争正式打响后，光绪皇帝听说日军军舰深入威海、旅顺海口活动，生怕日本海军进攻天津，并由天津威胁北京，遂下令命丁汝昌：“威海、大连湾、烟台、旅顺等处，为北洋要隘门户，海军各舰应在此数处来往梭巡，严行扼守，不得远离，勿令一船阑入，倘有疏虞，定将丁汝昌从重治罪。”这道圣旨，导致北洋舰队从此放弃远巡，主动放弃了制海权，极大地束缚了北洋水师，使海军处于单纯防御、被动挨打的境地。

日军围攻威海，制定好了引诱北洋舰队驶出威海卫港、在外海予以歼灭的战略方针后，光绪皇帝似乎是为了配合日军作战，屡次下旨，催逼剩下的几艘战舰出海作战。只是由于丁汝昌坚决不同意，才没中日本人的圈套。

北洋海军的最后覆没，与光绪皇帝赏罚失当有直接关系。几乎从战争开始，皇帝就不断下严旨，威胁要将那些不敢拼命的海军军官“从重治罪”。在皇帝的威胁下，著名勇将邓世昌、刘步蟾、杨用霖先后自杀，最高统帅丁汝昌承受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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