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他们头脑中已经装了“西学”这种新酒,但是瓶子还是旧瓶。他们推行的是新法,但推行的方式完全是“旧式”的。
传统的教育方式,使他们形成了一元、单向、线性的思维方式。在他们心目中,世界是由先天的“道”决定的,这个“道”放诸四海而皆准,俟诸百世而不惑。他们都相信为人行政,最根本的就是高屋建瓴地掌握这个“道”,然后从头到尾地浇灌下去。
在西方列强闯入中国之前,他们头脑中的“道”当然就是“孔孟之道”。而甲午战争之后,“西法”就成了他们头脑中新的“道”。在传统教育的影响下,他们都习惯于用宏大的纲领或思想代替改革中复杂而具体的问题,以一种神话代替另一种神话。既然有了新“道”,那么他们所要做的,就是用这个“道”去处理一切事物,那么就会“万事无不理,天下无不定”。
传统的教育没有给光绪皇帝和康有为的头脑中建立“世俗理性”,而是灌注了类似宗教性的热情。他们坚信一旦真理之光普照大地,则万惑可消,万难可解。他们从来不知道什么叫策略,什么叫迂回,什么叫复杂。在他们眼里,世界就是如同圣人揭示的那样,小葱拌豆腐似的,一清二白。他们不理解事物的复杂性。他们天真地相信,可以把所有陈旧的、落后的、过时的、腐朽的东西留在时间门槛的那一边,可以在一张白纸上,从头开始描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在行动时,他们不习惯于采取步步为营、突破一点、逐步深入的渐进方式,而是习惯于提出庞大的纲领或计划,企图利用他们设想的模式和定律“一揽子”改造社会。这就决定了他们的改革方式是“大变”、“快变”、“全变”。
十八
光绪皇帝极端化的行为特征其实正和中国历史节律息息相通。几千年来,中国社会一直在一治一乱的两极中循环:王朝初兴,开国皇帝极端振作,废寝忘食,天下大治;不过数十年,统治者的意志又会极端懈怠,一切陷入因循废弛;不久天下大乱,从头再来。
在一元化的“道”文化观控制下,中华民族的文化性格缺乏弹性,总是在两极间震荡。我们永远在追求一种“一揽子”的解决方式,希望能够“毕其功于一役”。“戊戌变法”的失败,宣告了康有为的全盘西化的“道”的失败。因此,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势力又拾起了“中国传统”和“中国气派”,试图在诸神的保佑下驱除洋鬼子,关门大吉,永远清清静静地过日子。在孙大圣和二郎神失效后,被压抑的革命力量瞬间反弹,造就了全盘西化的“亚洲历史上第一个”民主国家,造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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