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节

波浩渺的大海，他也十分神往，他曾三次派人前往那时还是未知岛屿的台湾探险。

他经常冒出奇思异想。他听说吐谷浑的波斯马放牧在青海草原，能生龙驹，一日千里，就入雌马两千匹于川谷以求“龙种”，后“无效而罢”。就像黄仁宇在《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中所说：“如此作为，纵是为传统作史者视为荒诞不经，今日我们却从此可以揣测他富有想象力，也愿意试验，并且能在各种琐事间表现其个人风趣。”

然而，上述的每一件事，都令后世的史臣摇头不已。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好奇心”、“探索欲”、“创造力”、“新鲜事物”等词汇都不是正面的，它们与另外一些可怕的词汇——“不安分”、“破坏性”、“颠覆”——紧密相联。

十五

因为有钱而且有闲，所以希腊和罗马贵族才有多余的精力来发展自己多方面的兴趣，静静地坐在庄园里进行学术研究，在求“实用”之上来“求真”，从而发展起“奢侈”的西方科学和哲学。因为对财富有着毫不讳言的热衷，所以才有了西方人的扩张心态和进取精神。因为受“欲望”的蛊惑，在“省力”、“好玩”的推动下，所以西方的科学技术才不断发展。

而在中国，作为一个皇帝，“兴趣广泛”绝对是坏事。富足文化与贫穷文化的差别之一，就是好奇心在富贵文化中有正大光明地存在的权利，而贫困文化认为基本生活需要之外的东西都是无益的。在今天看来，作为少有的对技术改进与发明提供大力支持的皇帝，杨广统治期间，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工匠与技术专家可以大展才华的黄金时期。据刘善龄《细说隋炀帝》，大运河、赵州桥等著名工程即在此期间完成，而玻璃、可携带式水漏计时器等后来得以广泛应用的发明，也出现于此时。然而，在传统文化中，那些技术与发明都被认为是“奇技淫巧”。所谓“奇技淫巧”，就是超出了人们基本日常需要的精巧工艺品。就如同吃饱是天理，吃好是人欲一样，能满足实用是天理，追求省力、好玩就是人欲了。在实用主义的中国人看来，这种“无用”仅仅是满足人们智力和好奇心需要的东西，是没有任何价值的。《清世宗实录》卷七五中记载的雍正皇帝的观点代表了大部分中国人的看法：“于器用服玩之物，争奇斗巧，必将多用工匠以为之。市肆中多一工作之人，即田亩中少一耕稼之人，此逐末之所以见轻于古人也。”

而杨广对外部世界的强烈兴趣则更为不祥。如同中国的地理环境一样，中国文化是一个封闭自足的体系。大自天宇，小至尘埃，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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