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个体,没有报复社会的欲望;本年度作案三起的凶手,则是不折不扣的具有反社会人格障碍的连环杀手。至于两个连环杀手之间是什么关系,就现有的信息恐怕我解释不了,但案件特征很明显地表明后面的杀手对他的前辈有着相当深的了解,且凶器属于同一种类,甚至也许就是同一把凶器;还有阴毛的获取,也意味着彼此是有接触的。我认为咱们若是能抓到前者,离后者也就不会太远了,所以我给出的最终建议是:凶手虽为两人,但还是要并案侦破,只是要以前八起作案的凶手为重点,遵循对其的犯罪侧写,来制订搜索和抓捕计划!”
会议室中鸦雀无声,安静到连一根针掉到地上都能让人心惊肉跳,这就是当时的反应。听完韩印这一通理论与现实情境结合得严丝合缝的长篇论述之后,办案组的所有警员似乎更加茫然了。而这大抵和先前在许多基层单位遇到的情形一样,这些惯常以遵循实际证据为主要办案手段的基层刑警,对所谓的行为科学分析并不十分服气,可是他们冥思苦想又丝毫找不到反驳的论据。于是,越来越多的目光聚焦在作为决策人的刘富志身上。
刘队当然明白自己眼下身处的境地有多么微妙,虽然韩印已经给出一个相对具体的排查范围,但因牵涉职工众多的供电局以及本市规模最庞大的整个冶矿公司系统,实际执行起来恐怕不是那么容易,尤其想要在短时间内出效果,那可非一般警力所能完成的。如果真的大规模调动了警力,却最终仍然没有找出凶手,那该怎么向上面领导交代呢?更为敏感的是,认同韩印的分析就等于全盘否定前面许多老领导和专家的意见,也就等于把这么多年办案不力的责任落到那些人身上;别说他们,恐怕连自己属下的普通办案刑警在情感上一时也很难转过弯来,那自己岂不成了众矢之的?不过他个人的利益倒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这期间凶手不再露面怎么办?如果他又像十几年前那样突然消失了,那所有的努力不是又付诸东流了吗?
思前想后,刘队举棋不定,似乎很难抉择。他皱着眉头,环顾左右,然后扭头冲着坐在左手边的办案组副组长,求援似的试探着问道:“你觉得韩老师的分析怎么样?”
“我持保留意见。”副组长看似早已对韩印不满,不假思索地答道。
“那顾组长,您是什么意见?”刘队又转向另一边,冲顾菲菲问道。
“从办案的角度,韩老师说的每一句话都不代表他个人,代表的是整个支援小组的意见。”向来雷厉风行的顾菲菲,非常受不了刘队的优柔寡断,于是面现不快,冷冷地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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