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节

鸿即为曾国藩次子曾纪鸿，时年二十岁。他后来成为了一名数学家，并非曾国藩所说的“天分本低”。可见这里曾国藩“深为忧虑”的并非次子不能“立志苦学”一事，而是即将离任两江总督。

之后两日，曾国藩先后与丁汝昌（字禹廷，亦作雨亭，号次章，安徽庐江人。先参加太平军，后投降加入湘军、淮军，由战功升任总兵，加提督衔，赐协勇巴图鲁勇号）、吴廷栋（字彦甫，号竹如，安徽霍山人。清道光五年拔贡，任职刑部，累官至刑部侍郎。曾国藩挚友）、魁时若、李小湖、钱子密、黎莼斋、惠甫、何廉昉、莫子偲秘密久谈，并再次在日记中提到“倦甚，不能复治事”。

自咸丰二年（1852）离开北京后，曾国藩已经有十六年未能目睹天颜。这次调任直隶总督，他必然要入京陛见，而是福是祸，着实难以预料。尽管他刻意在日记中掩盖心情，尽量在文字中不露痕迹，但还是表现出了忐忑不安、心力交瘁的烦躁，显然对朝廷调他任直隶总督无法自安。

据说最初慈禧太后属意两江总督的人选并非马新贻，而是时任湖广总督的李鸿章。李鸿章为淮军首领，曾国藩为湘军首领，在朝廷看来，以淮制湘，未必不是一招好棋。分而治之，历来是慈禧太后所擅长的权术。

然而，李鸿章的淮军与曾国藩的湘军虽然一直暗中相互竞争较劲，但二人的关系却是错综复杂且藕断丝连。李鸿章有三个原因，必须要推掉两江总督的任命。

一是他出自曾国藩门下，素来对曾国藩有感激知遇之恩之心。当初曾国荃久攻天京不下，清廷多次命李鸿章率领淮军前去会攻。李鸿章却知道湘军历来私心极重，既要占破城首功，又要独吞城内财富，他不愿意为了眼前的小利益去破坏已经存在的某种秩序和关系，因此找各种借口拒命不前，有意不与曾国荃争功。此处关节，曾国藩心知肚明，也十分感激，在给曾国荃的信中特意提到李鸿章此举是“深知弟军之千辛万苦，不欲分此垂成之功”；

二是李鸿章非常清楚朝廷调曾国藩离开两江是想有意压制湘军，但他自己一旦坐上了两江总督的位子，难保不会步曾国藩后尘成为朝廷下一个猜忌的目标。换句话说，清廷从来就没有真正信任过汉人大臣；

三则是李鸿章深知湘军底细，他知道湘军散兵游勇在两江多有不法之事，一旦赴任，淮军必将与湘军起冲突。朝廷对湘军一向不满，万一处理不好还要把他自己的淮军也搭进去。因此，他不愿意去碰这个钉子。这是李鸿章的一点私心，正因为他一直对他的淮军势力保护得很好，在曾国藩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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