份出京,按照清制,不回京师交旨要重重治罪。两名郎中极力劝阻,却丝毫不得要领。追问郑敦谨辞官的原因,他只答了八个字:“外惭清议,内疚神明。”这句话,正是当日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不当、招致朝野唾骂之时有感而发的话。
当日,郑敦谨不计后果,坚持坐船回了长沙。他本是带着雄心壮志和朝野上下的殷殷期望而来,然而形势始终比人强,尽管他有“铁面无私”的美誉,却最终不得不无奈地屈服在形势下,唯一能做到的,便是满腔愤懑地离去。郑敦谨历有名绩,《清史稿》对此评论说:“江宁之狱,论者多谓未尽得其情,敦谨未复命,遽解官以去,其亦有所未慊于衷欤?”(《清史稿卷四百二十一》)
慈禧太后知道郑敦谨离开后一度十分恼怒,自己派出去的人,只有去的,没有回来的,马新贻是一个,郑敦谨又是一个,这还像什么话。还是恭亲王奕?代为圆场,慈禧太后这才没有追究郑敦谨的责任。此后,郑敦谨始终不再出仕为官,孤灯衾影中,只剩下绵绵不尽的自惭与叹息,直至最后终老于乡里。
郑敦谨的两个随员回到北京后,结局也令人困惑。满郎中伊勒通阿奉旨回乡,“给全俸”颐养余年;汉郎中颜士璋则被外放到兰州做替补知府,不久即回籍赋闲。
颜士璋回到老家后,写了一本《南行日记》,记述了跟随郑敦谨赴江宁审案的全部过程。他的曾孙颜牧皋曾经看过这本日记,说其中白纸黑字地写着:“刺马案与湘军有关……刺马案背后有大人物主使。”
当时也有不少人认为刺马案肯定与湘军有关。曾任江苏巡抚、湖广总督的郭柏荫对孙子郭公铎说:“张文祥行刺有幕后怂恿者,应是这一类人物,最初有意制造流言的,也是他们。”二话如出一辙——马新贻表面死于流浪汉张文祥之手,其实是死于湘军之嚣张气势。
对于马新贻被刺的原因,李鸿章曾感叹说:“若七年秋不妄更动(指同治七年马新贻上任两江总督一事),或谷山(马新贻字)僻在海滨(马新贻原任闽浙总督),竟免斯厄。每读负乘致寇之语,不禁瞿然。江介伏莽最多,非极威重,不足销无形之隐匿也。”(《李文忠公全)大概的意思是说,马新贻接了本不该属于他的两江总督位置,这就是他必须死的原因。可谓一语道破了天机。
而一度被怀疑是刺马案最大主谋的曾国藩则稳坐两江总督宝座,直到两年后死去。两江总督宝座从此长期掌握在湘军一系手中,其他人丝毫不敢染指问津。尽管曾国藩及其继任者最终并未割据分权,但“重地方、轻中央”政治局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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