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整、阿里海牙二将矛盾激化,忽必烈不得不分军为二,令二将各统之。
6月,高丽经略忻都率元兵杀入耽罗国,抚定其地。忽必烈下诏:任命迪里巴、尹邦宝为正副耽罗国招讨使。
3月,大概是看到元军在紧张备战,赵良弼又一次从高丽来到日本的太宰府,要为和平做最后一番努力。但好心落空了,他又吃到了2个多月的闭门羹。6月,无奈的赵良弼只好回京复命。元世祖3次召见赵良弼,详细询问出使细节。赵良弼说“臣在日本住了一年多,发现日本民风狠勇誓杀,不知父子之亲、上下之礼。加上日本土地贫瘠,多山多水。故得其地不能致富,得其人不能役使。且舟师远渡,风浪难料。因此征伐日本是以有限的民力投入无穷的深渊。臣愿陛下深思,收回用兵的圣意”但此时的忽必烈心意已决,已听不进赵良弼的良言劝告了!
分析一下日本再三拒绝元朝国书的原因。一方面是日本此时正是武士掌权的武家社会,忽必烈动辄以武力相威胁,激起了他们斗勇争胜之心。另一方面与此时不少渡日的南宋遗民有直接关系。自平清盛以来,日本和南宋的关系一直良好,通商往来频繁。日本国内金属缺乏,不铸铜钱,全靠从南宋进口。基于这种考量,日本又怎能向南宋敌国蒙古低头呢?此时面对屠城为乐的蒙古铁骑、面对风雨飘摇的祖国,不少宋人选择来到日本过新的桃源生活。其中被北条时宗尊为上宾的南宋僧祖元便是典型一例。传说当年元兵的刀架在祖元的脖子上,他依然面不改色,口念佛谒,最后慑服元兵。当时的日本君臣十分信奉佛教,便也十分信任南宋来的僧人。他们相信了宋僧们所转述的元兵的暴虐凶残。在祖元等人反元情绪的感染下,日本国内的实际掌权者、镰仓幕府的执权北条时宗坚定了抗元的决心…
闰6月21日,忽必烈下诏:命翰林院纂修国史,采录累朝事实,以备编集。
本月,前临安府司法梁炎午陈攻守之要五事,被贾似道押下不报。(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