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节

。而他却说：我以天地为我的房子，以屋子为我的衣服，你们怎么钻到我的衣服里来了？放达若此，也就不难想像汉儒为《诗经》所设定的标尺，在某些魏晋士人那里都被泡在酒里，喝下肚去，变成亵物了。《诗经》在魏晋被从神圣的祭坛上拉回到现世，仍然是一部经典作品，但已不再高高在上。西晋夏侯湛曾补写《诗经》，束皙也曾补《诗经》之阙诗，在汉儒那里，这都是大逆不道的行径。经学化的读《诗》虽然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但至少不再如汉朝时独统天下了。

刘勰在《文心雕龙·宗经》中谈到《诗经》，认为：“摛风裁兴，藻辞谲喻”，便是看到了《诗经》的“藻辞”和“谲喻”两方面。已经将《诗经》的文学本质放在了一重要位置，经学意味已经淡化了。在此情境下，对《诗经》“意”的解读开始回归。对于一般平民而言，人们与《诗经》的距离被拉近到对面，如促膝而谈，声情宛然。东晋王裒因父母双亡，每读《诗经·蓼莪》“哀哀父母，生我幼劳”之句，便深有感触，“三复流涕”。超越儒教，直指人性。《诗经》中的人性关照与凡夫俗子的情绪相互感发，碰撞出一个个隐藏人性根底的亮点，如对爱情的渴望，对生死的思索，对美丽的追求，对知己的寻觅，等等。这也是本书所要阐发的内容。

这一点，倒是一定程度上对孔子“诗教”观念的复归。孔子看《诗经》时，《诗经》还未被经学化，至少保留了一个卓越思想家对《诗经》原初文意的审视。

孔子认为《诗经》可以陶冶情操。《论语》中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思无邪”本为《鲁颂·駉》中的现成诗句，孔子借引之作为对《诗三百》的一个总评。贾谊曾说：“方直不曲谓之正，反正为邪。”言下之意，学习《诗经》可以让人方正不阿，得到身性的涵养。后世儒家在延承孔子这点时，过度拔高提升，让《诗经》俨然成为一部伦理教科书，读之索然寡味。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便说：“凡诗之言，善者可以感发人之善心，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其用归于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我们不排除《诗经》中隐藏的对是非善恶的评判与引导，但那并不是《诗经》存在的唯一目的。恋爱中的男女，热情如火如荼，也可不用顾及温柔敦厚，发出“谷则异室，死则同穴。谓予不信，有如皎日”的誓言；漂泊的游子，登高思乡，不妨借“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来倾泻自己满腔的惆怅伤惋。《诗经》中的许多诗篇本就如此，无关儒教宏旨。

《诗经》还要学以致用。《论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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