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她年仅十七岁,作为知识青年下放到了省内一个叫清岗的地方,在那里一待就将近六年,1977年初返回省城,与从另一个地方复员的父亲领取结婚证,父亲进了一家国企,而妈妈生下我之后,考进了医学院学习。
相册内有他们班级的合照,排成四排,第一排女生蹲着,所有人都衣着简朴,神情庄重。不像我读书的时候,同学年龄全都相仿,经由高考而来。她的同学中有三四个已经明显步入中年,另外几个看着也至少有二十六七岁,脸上写着阅历,想来结婚成家对他们来讲并不罕见。妈妈混在其中,并不像一个孩子的母亲,仍显得学生气十足。
毕业纪念册上的留言非常正式,看不出端倪;妈妈保留的信件竟然都是与她专业有关的公务往来;另有一些私人往来的明信片,不过是简单的相互寒暄、通报近况。
在一大堆与某学术杂志的往来信件里,我终于找到唯一一封私人信件,盖着清岗的邮戳,地址是手写的,收信人是我妈妈,寄信人的名字叫梅雪萍。
我记得这个名字。
妈妈住院时,我拿到又一次的ct结果,与医生交谈之后,知道癌细胞已经转移扩散,疼痛感会越来越强烈。我心情沉重,拖着步子返回病房,看到妈妈病床前坐着一个阿姨,而妈妈眼里含着泪水。她性格坚强,从不曾在访客和我们面前流露悲观情绪,我吃惊地在门口站定。
只听妈妈说:“雪萍,你见过他吗?”
那个阿姨说:“是的,那年我哥哥生了孩子,我回家看望,偶然遇上了他,后来我们一直有联系,不过也只是通个电话,相互问候而已。”
“他也住在省城?”
“不,他只是来探亲。”
“那,他……还好吧?”
“每个人评判好与不好的标准不同,我觉得他是平静的。”
妈妈的声音微带颤抖:“不,他肯定恨着我。我……”
我愕然,只见那位阿姨握住了妈妈的手,打断了她:“燕子,有些事我们必须放下。”
妈妈叫严小燕,在我童年时,爸爸似乎还叫她小燕,中年过后,他甚至直接叫她老严,我曾和子东窃窃私语议论,如此称呼老婆,真是老干部腔十足。这还是我初次听到有人用这个昵称来称呼她,只见她猛然摇头,面孔一瞬间扭曲了,我吓了一跳,连忙进去:“妈妈,是不是又痛得厉害了?”
那位阿姨说:“怪我不好,让你妈妈激动了,你是可可吧,来,帮你妈妈倒点水。”
我依言倒了一杯水过来,妈妈已经调整平稳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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