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烨凯想了想,答道:“不一定。”
余皓说:“初中那次也是这样。”
陈烨凯十分意外,他还没看过余皓的档案,辅导员薛隆也并未告诉他个中缘由。
“可以说说么?”
余皓想了想,说:“其实那人,还是我挺好一哥们儿。”
初二下学期,班上转学来了个挺有钱的男生,外号花轮,老爸在山西做煤生意,钱多得快要拿来点烟。常常呼朋引伴带朋友出去玩,每次玩都是他付账,周六日出去一趟,中华都论条买,未成年就有车开,和市局关系好,也没被查。
花轮包养了不少所谓“有用”的人,正如语文课本上的“孟尝君三千食客”,大伙儿或帮他抄作业,或考试帮他作弊,或帮他当“马仔”带课本,打扫课桌,替值日等等……大家都实现了自我价值,分工林林总总,五花八门。
余皓从幼儿园开始就感受到了鲜明的阶级差距,到初中时既自卑又敏感,自然不愿加入那男生的团体,成为食客的一员。但他有个关系很好的哥们儿,工薪家庭,从花轮处学到了许多,终日与他混在一起,三不五时找花轮借钱,动辄两三百,多的话一次能有上千。
后来,那煤老板的煤矿摊上点事,自省之余将儿子耳提面命地训了一顿,克扣掉大半零花,从此花轮风光不再,包养的食客也就此作鸟兽散。然而,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余皓那哥们儿发现提款机关了,一时难免心里有落差。
于是他上完体育课,把花轮的钱包给拿走了,翻了翻,把里头几张现金拿去用,钱包想塞回他课桌里头。结果刚放回去,学生陆陆续续回了教室。花轮发现钱包被偷了,赶紧告诉老师。
班主任也是个人才,知道不好挨个搜身查包,于是让花轮先不要声张,通过观察寻找,尽量人赃并获。终于放学时,花轮亲自从他课桌里搜出了自己的钱包……
“为什么?”傅立群问。
余皓平静地答道:“他太紧张,随手往桌子里一塞,放错位置了,我正好坐他隔壁排,同一个位置。”
余皓当时很是据理力争了一番,不走运的是,他身上恰好就有三百,那是他奶奶给的,一个月的生活费。吵到最后,他和花轮打了架,花轮早就看他不顺眼,毕竟风光时几次招揽,始终不来当他的食客。余皓则气愤于自己被冤枉,一个杯子就砸在了花轮头上。
事情闹大以后,花轮的妈来学校,带着花轮姑妈在医院给花轮开了个三级伤残证明,扬言这件事绝不姑息。最后余皓奶奶也来了,当着许多人的面给花轮的妈下跪,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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