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专心对付的最大变量,也正是‘突变’与‘生物迁徙’而已。我们的困难在于,即使是在成功还原了第一代双胞胎的dna蓝图之后,我们仍旧必须同时面对几项重大挑战。”根据尹的说法,于mengele时代,当然很难想象他有任何基因工程的技术;因此推测起来,制造双胞胎的方法,无非是借由药物诱使子宫内之受精卵分裂为二,“……然而这样的药物技术是否可能在某一层次上影响了胎儿的外显征状……或甚至,这样的外显征状在基因层次上其实会留下标记,只是我们未曾准确定位出这些标记而已。”尹露涵表示,举例,即使是dna完全相同的同卵双胞胎,指纹、掌纹等亦彼此不同,“一般认为,这是因为胎儿在子宫内位置相异,导致不同胎儿的成长环境、相邻区域的羊水间有极细微的化学成分差异;而这些极细微的差异居然就导致了指纹、掌纹的不同。类似蝴蝶效应……然而我们怀疑,指纹与掌纹的不同其实在基因表现层次上亦可看出,只是人们尚未精确定位出这样的dna差异究竟表现在何处。我们相信mengele的药物其实也是这样……”
经过长达9年马拉松式的研究,在学界均不看好的情形下,不可思议地,尹露涵团队终究成功精确定位出该药物在基因层次上造成的影响。尹并将该段导致受精卵分裂的基因形态命名为“mengele基因型”(mengele’s genotype)。经查,于千余位第一代双胞胎中,共计481位带有此“mengele基因型”。“他们就是mengele所制造出来的。”尹表示,“百分之百确定。”而后,尹露涵在崔直绪的基础上,再对“dna突变生物地理分布追踪法”做进一步改良,以求适用于此次研究。7年后,尹露涵团队正式宣布解开“纳粹医师mengele与巴西双胞胎小镇”之谜。“我们追踪mengele基因型的地理分布、配合实地田野调查与访谈,”尹表示,“再结合生物科学与历史方法,终于揭开了mengele南美实验的谜底。”记者会上,研究团队公布了标定的七处地区为“mengele南美实验室”。尹露涵表示,自1950年代至1979年猝逝为止,mengele总共曾在这七个区域进行双胞胎实验,而巴西边境小镇candido godoi则是其中第六个区域。这七个“实验室”遍布南美,其中第一、二个位于阿根廷,第三个位于智利,第四个在玻利维亚,第五个在哥伦比亚,第七个则位于巴拉圭。“从这里,我们可以约略推测出三十年间mengele在南美洲躲藏的行踪。”尹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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