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竟以数郡之力,壮勤王之师”未必不是事实。而河中两池盐利于其中的意义不言而喻。至于说盐利究竟有多大,竟然能做这么多事?
简而言之,唐朝朝廷的赋税,有一半出自盐税,而河中解池、安邑两大盐池之利,足足占了唐廷赋税的六分之一!
唐朝廷相继以李都、王重荣为河中节度使兼两池榷盐使,最开始或是出于盐池武装保卫之需,后来则出于无奈。王重荣出任蒲帅并非出自朝廷意愿,但王重荣任节度使前期,仍对盐池有所建设,并因与黄巢作战及与李克用联合而间接地将盐利赡给了朝廷。
王重荣这时主要干了两件事:一是修建新城,二是“纳款帅臣”,两件事都是为了保卫盐池。
但十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新城筑好后,王重荣竟“旋陟上台,恳辞剧务”,以致“榷盐使韦雍,检律在公;巡官王慤,琢磨效用,与植将及商人等,联状同诣所居,沥恳至于垂涕”。此榷盐使与巡官不知是否仍为朝廷虚设,但他们听命于王重荣却是肯定的。所谓“恳辞剧务”云云,自然不过是姿态,王重荣仍是盐池的主宰者。
所以说,王重荣中和年间同意结好李克用,自有其“交获利济”、保卫城池的考虑,而促成二者交好的则是行营都监杨复光。
杨复光是使王重荣与李克用结盟的策划者、中间人。因此,他与河中镇及王重荣关系良好。在盐利方面,他的作用或者不能与乾符中年的吴承泌相比,但他在处理河中与朝廷关系方面既然能够成功,则其在盐利的使用方面,也就必然会有所协调。虽然,此事需要以姑息和承认王重荣的权力为代价,但既能将盐利用于平定黄巢,则如果说唐廷彼时仍能通过“宦官——藩镇”而间接获取盐利,以此时唐朝朝廷之虚弱而言,能够有这样的结果,应该说已经很算是很不错了。
然而糟糕的是,光启元年,这一平衡就被打破,这不仅是由于僖宗还朝,南衙北司的供应增加,也是由于杨复光本人的死亡。
僖宗中和三年,杨复光卒于河中,史书记载说“复光慷慨喜忠义,善抚士卒,军中恸哭累日。八都将鹿晏弘等各以其众散去。田令孜素畏忌之,闻其卒,甚喜,因摈斥其兄枢密使杨复恭为飞龙使。令孜专权,人莫之与抗,惟复恭数与之争得失,故令孜恶之,复恭因称疾归蓝田。”
杨复光之死与其兄复恭被斥,直接断绝了朝廷与河中的联系。田令孜作为复光兄弟的对立面,与王重荣关系恶劣,于是原本就故有的盐利之争,迅速出现升级。
到了光启元年七月,田令孜勾结邠宁节度使朱玫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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