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

昏迷的我的身体，躺在住院部最顶楼的私人病房。涂成米色的墙壁，流苏的深红天鹅绒窗帘，一米八的可抬升大床正对的便是供探访人坐的真皮沙发。透明的玻璃茶几和床边的木质小桌上都摆满了花篮，阳光透过干净的玻璃窗，照射到一束束剑兰和马蹄莲上。花瓣边缘已经泛起焦色，枝桠低垂，略显衰败。房间里一片静谧，只有监护仪“滴——滴——”的信号声。

刘雯推门进去，我则小心翼翼跟在她身后。我的心跳如鼓，声音在这安静的房间里几乎清晰可闻。而我手脚却一片冰凉，双颊更是紧张得滚烫。因为，刘雯对我说，根据我母亲谭正丽与医院的协议，探视我，唯一的可能性便是每日四点到六点钟——因为每天的这个时间，她都会亲自守在我身旁。

我与我的母亲，面容虽不相似，性格却如出一辙，倔强，刚硬，绝不服软，从不认输。她在发现我的养父出轨后，拿着菜刀满屋追砍，闹得警察上、两人自此老死不相往来；我则在发现未婚夫张勇出轨后，亲手阉了他。

但这样坚硬的两个人，在生活中必然也是磕碰不断。我恨她从小忙于事业，对我疏于陪伴；她恨我执意跳舞，不肯读书从商，接手她辛辛苦苦创办的企业。自我进入青春期后，我们两个便就这冲冲矛盾，远隔重洋，隔着一根电话线长篇大论地吵架。

在我以专业第一的成绩从皇家芭蕾学院毕业、又考入法国国家芭蕾舞团后，虽说她依旧未打消想要我接手她事业的念头，我们的关系却也一时间缓和了许多。

然而，在我与张勇订婚后，我们之间的矛盾顿时激化——她不满我这么早便要结婚，在我回到上海的第一天就对我放了狠话，说就当从此没有我这个女儿。这场争吵如此激烈，如此伤人，以至于我直接从家里搬了出来，自己租了房单独居住。之后将近半年时间，我们彼此之间，谁都没有主动开口讲过一句话。

我永远难以忘怀我们最后一次见面的场景。

那时我回上海已经好几天，时差都已成功倒完，我母亲却忙于工作，连家都没回一趟。我给她打了好几通电话都是无人接听，终于通过她的秘书，约定那天中午，在我母亲公司楼下的一家商务西餐厅，一起用一顿简单的午餐。

明明是我刚刚回国，她却显得比我还要风尘仆仆、形容焦躁。她的羊毛衫外是一套笔挺的深灰色女士西装，项间戴着硕大的珍珠项链，每一颗珍珠都圆润地闪着光，新烫的头发被助理打理得一丝不苟，浑身上下都散发着精英的气息。而她面色却并不好，眉毛紧紧地皱在一起，法令纹深深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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