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宿舍时,家在外地的两个舍友正在收拾行李,顺便用家乡特产把每个人桌上都堆满了。“今年寒假放得可真巧,”其中一个还在抱怨,“21号元宵节,22号就要回校报道了。可怜我们这些人,来不及在家过元宵,就要赶来报道了。”
舍友看见纪忆走进来,手里还拎着刚才吃饭时,季成阳特地给她打包做宵夜的小点心,自然问她:“刚从家回来啊?”纪忆含糊应了声,把装点心的几个盒子分给两个人吃。
就在吃了没几口后,另外一个也忽然想起了什么:“对了,纪忆,刚才回来的时候,我碰到赵老师,她说明天报道后让你去办公室找她,”说完还猜测地问她,“是工作的事儿吧?”
她奇怪:“我工作早就找好了啊,都快签正式合同了。”
“肯定比你现在那个更好啊,”舍友继续说,“一般咱们学校出来的研究生,怎么也要去外交部啊,银行啊,你找得有点偏,怎么就去做记者了。”
怎么忽然想去做记者了?
这个问题,第二天赵老师见到她,也同样问了出来。谈话的内容,果不其然就是和工作有关:“我看了外交部的公务员考试成绩单,英语笔试线过了三百多个人,我记得他们今年计划招82个,四比一的比例,你觉得面试把握大不大?”
她愣了愣:“我马上要和报社签正式合同了,应该不去面试了。”
当初考国家公务员,也是为了多做个准备,毕竟那时候工作的事还没正式敲定,同班同学大多都参加了公务员考试,都是抱着这种想法。
她很清楚有些工作需要一些背景。
学校里本来就有很多学生,父母就是外交官。不管从背景,还是家庭教育、成绩,都远比她来得更显眼。
老师又说了两句,大意是如今这个年代,还是国家公务员的工作比较适合女孩子,更何况,外交学院的学生比别的学校率取几率大很多。
老师格外热情,甚至已经谈到了学院推荐。
“而且你很多师兄师姐,或者本科的学生,不少都在那里,工作起来环境肯定也更好,”老师笑,“媒体嘛,还是人大啊、中传什么的比较多,各个学校的就业领域不同嘛。好好考虑一下,我听说你家人也很支持你去外交部。”
这是她离开前,老师说的最后一段话。
这段话,在她脑中始终挥之不去。
下午,她和季暖暖约了时间见面。过年那几天她一直在安徽,而等她终于回来,暖暖却回了四川,两个人时间错开来这么久,终于在元宵节之后能有了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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