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隐居于此,一方面这里比较安定,另一方面清幽的山水,为他们提供了隐士所需要的物质条件。这个群体的出现,是东汉后期士人由群体抗争转向自我精神独立的一个标志。从远景看,荆襄隐士群是一种消极与逃逸的姿态;但于近景看,他们在人格上又是一种自觉和上升的姿态。其中的徐庶、诸葛亮、庞统选择了出山,尤其是后二人,所代表的是隐士的一种类型:遇明主和时机成熟后,即由隐退而转为入仕。这样的人物,后世还有东晋谢安、前秦王猛、隋朝苏威、明朝刘伯温等人。但荆襄隐士群中的更多的人选择了终身隐逸。“隐,保全自身而已,不能保全天下,故非大道。”刘表曾这样对庞德公说。作为这个群体的精神领袖,庞答:“鸿鹄巢于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栖;鼋鼍穴于深渊之下,夕而得所宿。夫趣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且各得其栖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也就是说,出仕和归隐,各行其志,无高低之分。
至于魏晋之际的竹林七贤,他们中的人,无论是阮籍,还是嵇康,都不是真正的隐士,而只是在野之士。后来著名的隐士,到了东晋时代,早期的谢安算一个,玄言诗人许询算一个,他们代表了典型的兰亭时代的隐士风范:一方面保持着隐士的精神姿态,另一方面又不拒绝富贵的物质生活。谢安我们已讲,在这里只说许询。他是当时的名士,但又终身布衣。他一生淡泊名利,常常把自己置身于江南清秀的山水间。他喜欢山水这一点上和晚年的王羲之一样。许询曾隐居于萧山:“乃策杖披裘,隐于永兴西山。凭树构堂,萧然自致。”以登山临水为乐。朝廷一次次地征召他,他一次次地拒绝。许询有高逸之趣,但又不拒绝在京城为官的朋友和仰慕者赠送的珠宝,所谓“许玄度隐于永兴南幽穴中,每致四方诸侯之遗”。许询用这些钱在山中为自己修建了豪华如仙宫的别墅。这在后世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但在一切讲求率性自然的魏晋时代却可以。当然,也有人非议他,而许询说:“比起把天下让给我,收些珠宝又算什么?”戴逵是当时的另一著名隐士,古琴、绘画、雕塑,无所不精,所以他的隐逸生活充满了艺术的气息。早年时,京城权贵闻其大名,想听他弹琴,戴逵有高节,砸琴以明志:“戴安道非王门伶人!”尤此名声更甚。戴逵也终身不仕,后隐于会稽剡县,更因王徽之“雪夜访戴”而为世人所知。
东晋的隐士在后期有包括陶渊明、周续之、刘遗民在内的“浔阳三隐”。作为隐士诗人之宗,陶渊明曾多次出仕、多次归隐,四十岁之后彻底过起田园生活:“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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