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精神独立的坚守。而东晋之后,士之隐,虽也存在严光这样的心理,但纯粹的山水审美和由此带来的生活方式已日益显得重要起来。再后来,山水情结由停留于欣赏自然景观上升为一种陶冶心性的生活,最后至唐朝时化为一种人文情怀,正如李白所说:“群峭碧摩天,逍遥不记年。拨云寻古道,倚石听流泉。花暖青牛卧,松高白鹤眠。语来江色暮,独自下寒烟。”诗中既描绘了自然的美景,又追慕了隐士生活的清幽,还表达了一种生命的理想状态。隐逸生活的具体内容,往往又为旅行、读书、弹琴、品茶、修道、参禅、诗歌、书画、名士互访等所环绕,如此的人文生活孕育了山水诗歌(或称之为隐逸诗歌)和山水画。反过来,这种文艺映照又使隐士文化本身显得更为深幽可人。
李白一生就至少隐居五次,甚至一度还模仿竹林七贤,与孔巢父等人搞了个“竹溪六逸”。他被征召到长安出任翰林学士,隐逸的背景给了很大的推力。如果说李白的隐逸,多是出于个人的性情,那么另一批唐朝隐士情况有所不同:他们把隐作为出仕的跳板,代表人物是卢藏用。卢实际上考中了进士,但由于暂时没被授予官职,所以直接去了长安旁的终南山隐居,以退为进地等待朝廷征召,后来果然以高士的身份被授官左拾遗。另一名隐士司马承祯则坚持不仕,返回天台山前,卢藏用为之送行,指着终南山说:“此中大有嘉处。”意思是,在这里隐居就可以了,何必远赴天台?承祯答:“以仆视之,仕宦之捷径耳。”宋士对唐人的这种做法是看不惯的,《新唐书》:“然放利之徒,假隐自名,以诡禄仕,肩相摩于道,至好终南、嵩山为仕途捷径。”这就是“终南捷径”的由来(为什么偏偏是终南山和嵩山?因为终南山和嵩山,一个离长安近,一个离洛阳近,而且一个是道教名山,一个是佛教名山,崇道信佛的唐朝皇帝们基本上就在这两都之间转悠,所以隐居在这里会很容易地被朝廷发现)。
唐有卢藏用,也有李泌。李泌,同样有道士背景,最后却做到了宰相。他的传奇当然不在于此,而在于他进退有据。时逢“安史之乱”,李泌为唐肃宗近臣,为平叛出谋划策,深得皇帝欣赏,虽还没做宰相,但却“权逾宰相”。李泌虽得宠,但有保身之道,“泌有谋略而好谈神仙诡诞”,在遇到麻烦的时候,往往假借神仙之名摆脱困境,同时也给竞争对手无意于世俗功名的印象,他与肃宗有约:“俟平京师,则去还山。”后长安收复,李泌就真的告别皇帝,去衡山隐居了。后来,世间风云变幻,他几出几隐,唐德宗时代,又被召回长安出任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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