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节

直是蒋介石在党内的最大竞争对手，曾两次与其他反蒋力量联手迫使蒋宣布下野。几年来，他们在刀光剑影中一路走来，忽而联手，忽而分裂；忽而刀刃相见，忽而弹冠同庆。1931年，他们才开始有了一段相对稳定的合作期。或许，屈居第二一直是笼罩在汪精卫心中的阴影，不过，即便有“既生蒋，何生汪”的感叹，在严峻的现实面前，他当然也只能暂时搁置于一旁。

关于蒋介石、汪精卫两人之间的历史恩怨与合作，远非三言两语可以讲述清楚的。与他们两人都很熟悉但更偏爱汪精卫的陈公博的一番话，倒是写得有趣，不妨作为一种参考：汪蒋之无法合作，实在有种种原因，第一，他们两个人的个性本来就不同，一个爱说话，一个爱缄默。一个反应很快，一个城府很深。两个人虽然共负大责，而蒋先生对于一切机密都不愿竭诚讨论。国家大事本来应该和衷共济的；什么才是“和衷”，基本条件当然是坦白，今既不能坦白，“衷”又由哪里“和”起，“济”又由哪里“共”起？第二，他们两位先生表面虽然客客气气，而暗中还在争领袖。在汪先生方面，以为他在党国，有历史，有地位，有勋劳，除了孙先生之外，他不作第二人想。不过他老先生是谦抑为怀的，他不愿当正式的领袖，同时他也不愿他人做正式的领袖。至蒋先生则不然了，他出身是军人，对于名位很是看重，他不但要做实际的领袖，还要做名义的领袖，一天没有达到其登大宝的愿望，他到底不甘心。他们的性情和脾气根本相异如此，“合作”两个字真是无从提起。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蒋介石被迫下野，汪精卫主政，他一改蒋介石、张学良的“不抵抗主义”政策，以积极主张抗战而著称。第二年，在上海与日本侵略军展开浴血奋战的十九路军，是亲汪精卫的粤系部队主力。同年，汪精卫请求辞去行政院院长一职，同时又致电张学良，指责其“未闻出一兵放一矢，乃欲藉抵抗之名以事聚敛”。没几天，汪精卫再度请辞，并指责张学良治下的省份既不上缴税收，又不许中央过问兵额，却屡屡来电催饷。

然而，在遭遇一次次抵抗失败和主政挫折之后，曾经主张积极抗战的汪精卫，完全改变了立场，成了坚决的“主和派”代表人物。在日本一步步咄咄逼人的挤压下，他似乎再也无法舒展开来施以还击。主和，这可能是汪精卫与蒋介石当时在外交上采取的比较一致的立场，但他先后态度的明显转变，他所处的在第一线负责外交的位置，使他在某种程度上更容易招致国民党内主战派和情绪激昂的中国民众的抨击与讨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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