露西尔还有一个优势,就是没有像哈罗德那样日渐消瘦——她把丈夫消瘦的原因归罪于他总是抽烟。她的裙子依然合体,瘦长的胳膊还是那么灵活地指挥这指挥那;而哈罗德的胳膊在宽大的衬衫中晃晃荡荡,衬得他比以前更没底气了,这也让露西尔这些日子越发占得先机。
露西尔对此很骄傲,也没感到有什么不妥,尽管她有时也觉得,自己应该有些不好意思才对。
贝拉米探员不停地做着记录,手都抽筋了。他放松了一下,接着记下去。他原来也想过把谈话录下来,但还是觉得用笔做记录更好。当人们与政府官员见面谈话,却发现官员什么也不记时,他们会感觉不舒服。而且这也正适合贝拉米探员的工作方式。他的大脑更容易处理视觉信息,而不善于听觉信息。就算他现在不做记录,过后也得整理出一份纸质文件。
贝拉米从一九六六年孩子的生日派对开始写起。露西尔一边抽泣,一边诉说当天发生的一切,语气中充满愧疚。她是雅各布还活着时,最后一个见到他的人。她只依稀记得儿子冲到房间的一个角落去追另一个孩子,挥动着一条苍白的胳膊。葬礼那天去参加的人太多,教堂里面几乎坐不下。贝拉米把这些都记下了。
但是有些谈话内容他没有记。出于尊重,有些细节他只是自己记在心里,而没有记在官方文件中。
哈罗德和露西尔虽然从失去孩子的悲伤中熬了过来,但也仅限于此。在接下来的五十几年中,他们的生活中一直充斥着某种难以言喻的孤独。这种孤独常常不期而至,在周日的晚餐时分不管不顾地涌上心头,令两人的话题陷入尴尬。那种感受他们无法描述,也很少谈及。他们只能屏住呼吸,在孤独中如坐针毡。日子一天天过去,这种感觉虽然规模日渐减小,却始终令人捉摸不透、无法忽视,就仿佛卧室里凭空出现了一台核粒子加速器,坚定不移地预测着宇宙真理中最不祥、最不着边际的一面。
或许事实本来就是如此。
这么多年以来,他们已经习惯于逃避这种孤独感,甚至已经轻车熟路。这就像一场游戏:不要提及采草莓节,因为雅各布最喜欢这个日子;不要一直盯着那些漂亮的楼房看,因为这会让你想起自己曾说过,雅各布将来能成为建筑师;对那些与雅各布有几分相似的孩子,则完全视而不见。
每年雅各布生日前后那几天,他们总是过得很压抑,相对无言。露西尔会毫无缘由地抽泣起来,哈罗德的烟瘾会比平常要大一些。
但这只是在开始的那段时间,只是在悲哀的头几年里。
他们慢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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