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眼神,每分钟每秒,全都在心里头清清楚楚,还需要照片吗?
卡佳,你是什么时候回国的?
1958年,最后一天,莫斯科大雪纷飞,我提前终止了学业,坐上从莫斯科到北京的国际列车。因为那年秋天,我的父母叛逃去了香港,发表了一些反动言论,我当然也受到了牵连。他们后来又去了美国,墓地还在旧金山呢,但我一次都没有去过。
格奥尔基呢?
我再没见过他,也没有音讯,不知道他现在还活着吗。1959年,我回到上海,大学没有毕业,又是叛徒的女儿,没有一家单位敢要我。还有些人风言风语,说我在莫斯科做了不要脸的事,是上海话所说的“拉三”,你懂的。
所以,你被分配进了公交公司做售票员?
卡佳浅浅一笑。你好聪明呢。我坐在十三路电车上,每天从曹家渡到提篮桥,卖了一辈子车票。至于这栋房子嘛,我就出生在这里,以前一楼是客厅、餐厅和厨房,二楼是我和父母卧室和书房,三楼是储藏室。六十年代,这套房子被许多人占据了,我一度被扫地出门,暂住在单位宿舍。后来国家落实政策,把最破的顶层还给了我。其余部分,永远不再属于我了。但我不在乎,反正一个人过,那么大房子也没有意义。
你没有结过婚?
嗯,这没啥了不起的。
为了你的电工格奥尔基?
闭嘴!
那次谈话后,我写了个短篇小说《绑架》。给卡佳看过,她点头说还可以,你去投稿参加个文学比赛吧。可我不认识文学圈的任何人,听说那些比赛和奖项都是要有关系的,否则人家根本都不看你一眼。她说没关系,哪怕没人看过你一眼,但你以后不用为自己的胆怯而后悔。
于是,我选了从报纸上看来的一个“贝塔斯曼人民文学新人奖”。几个月后,从十四万篇投稿中,我的《绑架》意外获奖了。我平生第一次去北京,参加了颁奖典礼,小说发表在那年的《当代》文学期刊上。终于,我认识了许多有名的作家,文学期刊的编辑,出版社的领导……
我带着奖状回来给卡佳看,但她并没有祝贺我,而是冷冰冰地警告——喂,你快要完蛋了!
怎么了?
得奖啊什么的是不错,但请你从今天起忘记,所有的奖是给你的过去,不是给你的现在,更不是给将来。你明白吗?还有你见到的那些人,在你嘴里津津乐道,好像都是些很厉害的大人物,在北京在全国叫得出名字的……但最好离他们远一点,写好你自己的小说就够了!
因为在莫斯科你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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