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比不过网文大神们,但旺盛的写作欲望从未变过。而在我的书架上,还有当年卡佳送的书。
唯一小小的遗憾是,我还没去过莫斯科,尽管我的书在那里翻译出版过。如果我有机会去莫斯科,我会去一个地址——卡佳的明信片里所写的,每个星期都要投递到那里,收件人的名字叫格奥尔基。
2014年,初秋的一夜,乌鲁木齐的地下通道,听完流浪歌手的吉他弹唱。我忽然,很想给一个人打电话。
但我没打通她家的电话,也许是搬家了,换号了,还是那栋老洋房被拆迁了?
回到上海,我才听说——卡佳死了,在一个礼拜前,享年七十九岁。
我回来晚了,没能送她最后一程,已被火葬场烧了。整理遗物过程中,我发现一个白色信封,上面写着我的名字。打开只有一根头发,银白色细细的长发——这是她最后的希望,如果我能还能找到1958年以前的她的话。
信封底下压着一张vcd:《莫斯科不相信眼泪》,十多年前我从大自鸣钟盗版碟市场为她买的。人去楼空的顶层大屋,我独自陷落在卡佳的沙发中,打开vcd和电视机重新看了一遍。两个多小时后,电影临近尾声,女主角卡佳微笑着眼含泪水,对着昵称为果沙的格奥尔基,反复说了两遍“我找你找了多久啊”。
我找你找了多久啊。亲爱的,卡佳。
我闭上眼睛,仿佛回到二十岁。能在那个年纪,遇见卡佳,是我一生莫大的幸运。
卡佳去世的一周年忌日,我回到思南路上,那栋洋楼的顶层早已换了主人。我把车停在路边,独自在梧桐树下漫步。阿娘面馆早已搬到对面,我常给卡佳买东西的烟纸店变成了房产中介,只有我上过班的邮局没变。如果她还活着的话,我想带她去国泰电影院,我的小说改编的电影又快公映了。
忽然,从卡佳住过的小花园里,有个男人像风一样冲出来,正巧撞在我身上。
他大概二十多岁的年纪,很客气地向我说对不起。我发现他长得跟我很像,简直像失散多年的同胞弟弟。他穿着土得掉渣的工装服,皮鞋也是那种土黄色的老货,发型像从博物馆里出来的。他小心地张望四周,向我问道,今年是哪一年?
2015年,公元后,我很耐心地回答。
他掐着手指算了算,嘴里念念有词。糟糕,时间又算错了,这么说来,她已经八十岁了?
我问他,你找谁?
请问你住在这里吗?是否认得一个女——是老太太,她叫……
万事并非与生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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