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船上都要装备一台‘迷’。可是从‘迷’所展现出来的设计天才上看,我认为他不会注意不到自己的缺陷 ……”
“他至少应该控制这种密码的运用范围。”
“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拉斐尔叹了一口气。
“迷”并不是一成不变。仿佛猜到了我们在接近它,对方在不断修改“迷”的发报方式,增加转轮,调整反射板映射模式。六月底突然有一段时间“迷”变得不可破译。后来我发现那是因为发报机上增加了一个转轮。我和一号办公室忙碌了一个星期,重新调整参数,修改解密机接线,应付过来时已经精疲力竭。
究竟是谁,在操纵着“迷”?
那一刻我想起了为柏林工作的母亲。她的才华,谨慎,细心和大胆惊人的想象力。可是作为一个英国人,她没有这么高的涉密权限。或许她检验过“迷”的保密性,做出过“不可破译”的判断——在此之外,我相信柏林情报局不会容忍她参与得更多。
敦刻尔克大撤退后,德国停止了进攻,要求与我们和谈。《泰晤士报》和《鹰报》上大篇大篇的争论和谈的可能性。
我问安得蒙,有可能和希特勒签订和平协议吗?
我们坐在红楼二层的小餐厅里,安得蒙依旧喝黑咖啡。他修长的手指把玩着白色瓷杯,轻声问我:“现在政府一半以上的人支持和谈,反对的人只有我,根丁侯爵和弗莱德雷将军。你说我是该继续支持战争,还是议和?”
“哦,安得蒙。”我看着他:“你知道德国必定会进攻。所有破译的密码你都看过,和谈只是一个假象。”
“艾伦,要是每一个人都像你这么聪明就好了。”他叹口气:“战争无法避免,但是丘吉尔告诉我他缺少一份决定性的情报,用来摸清德国的真正意图。”
“你能跟丘吉尔联系?”我惊讶的问。
“楼下我办公室第二部电话机一直是首相办公室直线。”
“那C呢?他怎么看?”
安得蒙笑了起来。他笑起来很好看,猫眼石一样碧绿色的眼睛,嘴角完成一个柔和的弧度。我一动不动的看着他。
“C?”他轻轻摇摇头:“他支持和纳粹谈判。”
“艾伦。”安得蒙说:“如果一号办公室破译到了关于德国真正意图的情报,不用交给分析师,直接给我。”
每天涌入一号办公室的密电多达数千份,即使有解密机,我们最快也只能挑选出一小半进行破译。其中正好提到希特勒对英国明确意图的情报几乎没有。空军部的信息是“对英国保持谨慎”,陆军指挥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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