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众学子的强烈反对。原来这会儿虽有雕版印刷术,但因技术所限,民间的小作坊印出来的东西质量并不好,朝廷倒是有专业的雕版印刷机构,但是薛衍总不好为了丁点小事去麻烦永安帝罢?
何况听那些国子监同窗的话音儿,大家普遍认为用雕版印刷术印刷出来的文章比不上亲手抄录的,简直“有辱斯文”。
既然上升到了这么样的高度,薛衍也懒得自找麻烦。于是便在国子监中广发布告征集愿意抄录文章以赚取润笔费的寒门学子,然后再以十文钱一份的价格卖给诸位同窗、教谕以及朝上愿意凑热闹的那些大人们。而那些寒门学子,也乐得有这么一份“清贵”的兼职——既可以赚钱,又可以触类旁通,熟读经义。毕竟现如今能被选到辩论报上的文章,不是当朝大儒撰写的,就是言之有物,立意新颖。正所谓三人行必有我师。这些寒门学子们更是又痛苦又快乐的一头扎在抄录文章的苦海中。
薛衍的这一番举措倒是解决了燃眉之急。只可惜好景不长,渐渐的《国子监辩论报》的影响力涉及长安周边,其他州学县学的学子乃至县衙府衙的官员们也都托人来买报纸。这么一来,薛衍征集的这些“人工”明显又不够用了。而且从人工抄录辩论报所耗费的时间上来看——因为国子监每天的课上都有清谈辩难,所以原本的出报时间是一天一期。后来人多,便成了三天一期,再后来又拖到七天一期。现如今是十天一期……却仍然出现了头一期的辩论报还没抄录完全,下一期的策论投稿都已经交上来的窘境。
到最后连忙着朝廷备战的永安帝都惊动了。得知薛衍搞出来的大动静后,永安帝哭笑不得的说了句“不愧是朕家子侄,去国子监念书也能鼓捣出这般动静”,于是又将薛衍召入宫中好一番盘问,薛衍在永安帝和诸位臣工的诸般压榨下,昏头涨脑的说了些诸如“报纸便是朝廷的口舌”“此乃教化之功”“可以操控舆、论”之类的论点。永安帝与诸位朝臣商议过后,御笔亲批,倒是允了薛衍将《国子监辩论报》拿到朝廷去刻印。
薛衍托了《国子监辩论报》的福气,倒是头一次感受到大褚版的雕版印刷术。结果前前后后来了几次后,薛衍也有些受不住朝廷的大手笔了——无他,一则费钱,二则费时。
毕竟所谓的雕版印刷术,乃是朝廷将所要颁布的文典着熟手匠人刻录在铜板上,一一印刷。如此一来,倘若是印寻常的经史子集也还罢了,总是有模子的,倘若是印《国子监辩论报》这种每天内容都不同,却要印海量份的,一则难为匠人们要天天刻录铜板,这便是费时费力,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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