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句话再分明不过地表明,徐志摩是一位行动主义者。在现代中国历史上,徐志摩像一个极纯真的孩子一样,闯了进来。像他崇拜的诗人一样,他不相信现实世界的游戏规则,执著地相信自己的力量。就像他与朋友争论时说的:“我并不否认黑影、云雾与恶,我只是不怀疑阳光与青天与善的实在;暂时的掩蔽与侵蚀,不能使我们绝望。我是一个生命的信徒,起初是的,今天还是的,将来我敢说也是的。”
有了这种信念,他才会有疯狂的爱与单纯的诗。在今天看来,他的诗歌明显带有少年人的肤浅痕迹,而他著名的《爱眉小札》则是充满了酸味与肉麻。但是,不管你如何否认,有一点是肯定的,这是由一颗单纯的丝毫未受污染的灵魂撰写的,他藐视了我们熟识的游戏规则。他似乎总是在追逐,在努力获取一种更美好的东西。
35岁这一年,徐志摩带着已经走向绝望的恋情离开了人世。像一切著名的天才与唯美主义者一样,他选择了早夭。这为他带来了一个传奇而完美的结局,因为早夭几乎已经成为天才的一个重要标志了。
我们在这个春天,煞有介事地回忆起他。可惜,大众传媒的制作人员无法理解徐志摩所蕴涵的真正意义,而电视的主要动机是取悦公众,这一点已经背离了徐志摩的不合时宜的特征。这已经决定了一切有关徐志摩的叙述的演绎都是缺乏灵韵的。
年轻正是天堂
1799年,29岁的华兹华斯在伟大的诗篇《序曲》中这样谈及法国大革命:“活在那个黎明多么幸福,而青年如进天堂……”这个诗人革命者的话,像法国大革命本身一样激励了后来的一个世纪青年的成长。从18世纪末到20世纪初,整个世界被一种青春的激情驱动着,年轻人对于现实的不满与抗争,通过他们的惊人或平庸的才华、持续或短暂的热忱输送进入人类文明的血管。
“浪漫式的反叛”,罗素在文章中如此定义这种青春精神,他写道:“这种浪漫式反叛激奋着,从1789年到1918年的年轻人与部分年老者。在这漫长的年代,欧洲与西半球的每一个最有才能的人都相信,世界上各处都存在着悲惨和压制,都由坏人的小派系造成;人们早晚会在高贵的愤怒下揭竿而起,反抗他们,而在地球上建造天堂。一代接着一代过去,人们失望了,年轻人得到的新收获,不断取代了‘迷失的领袖’。”
有了这段明确的注解,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雪莱在牛津的第一年就因为撰写危险的《无神论要义》而被校方开除;而拜伦为何如此狂热地卷入希腊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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