逗起两代人最脆弱之处。80年代的年轻人在自己愈发苍老时,而且在青年时的知识结构与个人情怀愈发被置于时代边缘时,只能通过怀旧来让自己回到青春而强大的年代。而90年代的年轻人,他们的“强说愁”的年纪决定了他们对此不可抑制的亲和力。在我们为高晓松及他所代表的80年代情结感动时,却忘记了这种情感的幼稚与褊狭。
当然,你可以反驳说,只要感动就足够了,感动本身也是一种勇气。如果你始终把自己看作一个没有长大的孩子,也始终拒绝体验更深刻与广阔的情感,你当然可以这样说。无知的感动与有知的感动是有区别的,就像幼稚与单纯有区别一样。尽管有些残忍,但我依然讲80年代情结中充斥了相当的无知与幼稚。
我已经说了太多80年代的坏话。像每一个曾经深陷80年代情结的人一样,我与长大了的80年代青年一起误读了那个时代。我们用夸张的情感来掩饰其实枯燥而干燥的内心世界。现在,是到了走出这个误区的时候了。我们必须学会狭隘的自我情感,转而来拥抱更广阔的空间。我们需要了解更多,体验更多,毕竟,我们无法永远生活于无知而快乐之中。
写作的第三条道路
倘若我们认定人类的智慧现在应该停滞,不再发展,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文学才应该使用大众的语言。否则情况理应相反:大众应该用文学的语言说话。
——约瑟夫·布罗茨基
叔本华在一篇论及如何写作的文章中提到这样一个观点:“像伟人一样思考,像普通人一样说话。”这句话促成了我对于媒体写作的初步理解。长期以来,我们目睹文字被两种倾向支配:一种是经院式写作,他们摒弃语言本身的美感,用一种缺乏弹性与韵味的术语进行科学式描述,这种写作是封闭的,拒绝门外人参与;另一种是完全民间式的写作,或者滥情,或者用粗暴的论断将语言与思想彻底稀释,这种写作很容易挑起我们的激动,但是这种激动是如此廉价与短暂。
叔本华的话为我指出了写作的第三条道路。这种写作方式是开放的、鲜活的,同时又有其核心所在。它既清晰地传达自己意见,又尽量避免这种意见的粗暴与随意性。像伟人一样思考,保证了写作者对事件本身的超然与旁观者的立场;而像普通人一样说话,则拒绝让写作成为少数人的私密游戏。这两点正是媒体写作的原则所在。
首先需要澄清媒体写作长期所遭受的玷污。媒体是现代社会的核心所在,在世界变得如此纷乱与庞杂的今天,在一个被尼采称作“读报取代了每日祈祷”的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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