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部分

的主流，大学不是幼儿园。而其他的学生组织更是缺乏组织性，他们并非聚集同志，为了某种目标而存在。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校园的社团的组织者，甚至是为了某种功利目的，按照一位同学的说法“是为了捞取一点政治资本，好找工作，好入党”。在每年毕业生的自我推荐表上，的确有相当人堂而皇之地写上某社团负责人，尽管他可能什么也没做。

而被视作官方组织的学生会成了校园内最大的摆设。根据西方大学的演进历史，学生会的存在是为了在教师与校方之间，争取学生的权益，它带有强烈的民间色彩。但是，显然中国大学的学生会普遍是学校的附庸，他们无条件地传达校方的意见。在某大学进行的一次学生调查表明，八成以上的学生对学生会感到陌生。在某著名大学内，尽管每届的学生会竞选，都在校园内大张旗鼓，也尽管传说每位候选人的拉票费用过万。但是，显然，喧闹与学生无关。不管哪一位上台，总是用同样的方式搪塞学生的需求，千方百计为校方辩解。而在某些严肃的学生眼中“碰上好学生会成员，不过是放一放电影，培养大家放松心情的享乐主义机构”。至于学生刊物，在大学内是普遍缺席的。学生会的刊物几乎无法卒读，大多数是政策上的解释，除了枯燥不算，更经常大言不惭地颠倒黑白。而至于一些学生自己的刊物，则往往只能局限在风花雪月的地步，再好一点的，顶多是学术上的同行交流。至于能够震动学生心灵，具有思想上洗涤感的东西根本是不可能存在的。中国的大学是无法容忍一份《深红》存在的，即使昙花一现的一些东西，也会因为缺乏严格的组织习惯，而无法继续。北大的钱理群教授在纪念百年校庆的文章中甚至说，现在的北大把一些敢于独立思考的学生视作不安定的因素。在这种情况下，试图表达思想的刊物的生存当然很成问题。

龙应台称台湾的大学生是幼稚园级别的，因为他们缺乏独立的思考能力。而我们的大学又何尝不是呢？同样经过了一个“两耳不闻天下事，一心只读教科书”的中学年代，而大学又不鼓励他们自由的思考与实际的行动。青年李普曼等在当年哈佛的举动，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