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诺贝尔文学奖。尽管辛克莱·刘易斯在《大街》里的表现不尽如人意,他的年纪也大了一些,也尽管他的获奖更多是由于美国经济、政治地位的崛起。但是,谁又能否认,此时由“迷惘的一代”们创造的美国文化已经开始摆脱幼稚了呢?一方面,他们要感谢“到欧洲去,到欧洲去”的伟大号召,另一方面他们也应该感谢19世纪90年代那批人为他们做出的牺牲。文学批评家拉泽尔·奇夫认为,20年代“迷惘的一代”作家之所以被人发现与接受,是因为他们引起的巨大社会震动的后果在很大程度上已经由19世纪90年代那些作家代为受过了。那些今天已经被人遗忘的名字与青年,成为海明威的垫脚石,前者比后者更加迷惘。
许晖讲的没有错,他们的确是过渡的一代,新出的那本《“60年代”气质》中无处不在的忧伤与被牺牲感不断地强调着这一点。但谁又不身处过渡之中呢?而对于中国来讲,海明威那一代何时才会出现呢?从1890年到1920年,整整30年间,那一代青年同样是过渡,在等待辉煌。
距离1997年的秋天已将近4年了。我对于80年代大学校园的憧憬情感在1998年的《北大往事》后开始褪色。所以,《“60年代”气质》这样书令我感慨,却不再感动。我渴望这些已过而立之年的青年们,除了回忆与欷嘘之外,能让人看到一些更富建设性的作品。他们像考利一样编辑过《我们》、《今天》等形形色色的杂志,他们也在贫穷与喧嚣还有醉酒中庆祝自己的青春与写作,而现在我渴望看到他们的《太阳照样升起》与《流放者归来》。
这样的渴望显得残忍与粗暴。毕竟,他们缺乏时间与机遇。他们也没能“到欧洲去”、“到美国去”,去那些国家的中国青年学习的更多是技术而非写作。
对于沉浸于20年代美国情绪中的我来说,我很愿意把自己想象成迈克尔·考利。生于60年代的青年不喜欢技术与商业,认为它们毁灭了我们的心灵。但我更愿意将20年代美国作家的成功分给当时美国的技术与商业革命。正是福特的努力、正是留声机与广播这样的发明让美国人生活得更富裕,资讯更发达,他们开始有时间与精力阅读了。像菲茨杰拉德、海明威的作品都是先成为时尚,然后才成为经典的。
那么今天的我呢?一个生于1976年的青年,就像我最初写到的,在我进入大学这一年,以互联网为主的新技术革命正在席卷全球,从1995年到今天,技术革命对普通中国人的影响比起从前的政治更为巨大。当我在鄙薄了90年代中期平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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