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也可以说是皇权政治。
贵族政治则只能下课,矛盾和腐败也应运而生。因为贵族治国齐家,其实是自己管自己,相当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即便有斗争,也是争夺承包权。包括后来诸侯发动兼并战争,大夫鲸吞国有资产,本质上都如此。
皇权政治和官僚政治却从来就是责权利不清。比如天下和国家到底是谁的?就模棱两可。一方面,大家都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另一方面,又说“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如此矛盾,岂非产权不清?[5]
权属不清,就责任不明,左右摇摆。结果,如果皇帝强势,就是皇权政治;皇帝弱势,就是官僚政治。
同样,由于天高皇帝远,九五至尊对许多具体事务都鞭长莫及,这就给官员的权力寻租留下了广阔空间。再加上官员在帝国这家公司并无股份和分红,势必利用代理皇权的机会上下其手牟取私利,终致腐败不可遏止。
这是帝国的胎毒。
官僚制度多次变革,直接原因就在这里。
也就是说,以儒生为基本队伍的官僚集团,总是希望分得更多的权力。这不仅是利益驱动,更是理想使然。在他们看来,理想的政治应该是君臣共治天下,建立文官政府行王道施仁政。贞观之治备受推崇,原因也就在这里。
可惜历史上既有开明皇帝如唐宗宋祖,也有霸道如秦皇汉武和朱元璋。王道是从来就敌不过霸道的,皇权与官治之争也将贯穿始终,并导致一次又一次的政治体制改革。
但更重要的,还是谁成为统治阶级。
邦国时代的统治阶级是领主,帝国时代的统治阶级是地主。这是最重要的历史分野。但,究竟哪一种地主阶级才最适合中央集权的帝国制度,却经过了漫长的实验和探索。
首先登上舞台的是贵族地主阶级,时间在秦汉。这丝毫都不奇怪。毕竟,秦汉是第一帝国,刚刚从邦国时代过渡而来,贵族地主正好充当中介。因此西汉初年,便是皇族与功臣集团共掌朝政,勋贵出身的列侯担任宰相竟成为惯例。
这当然并不符合帝国的本性,于是有刘邦和吕后的兔死狗烹,以及武帝的多次夺权。实际上,汉武帝打破先封侯后拜相的惯例,任命平民出身的公孙弘为丞相,就说明他已经意识到贵族地主不能成为统治阶级。遗憾的是,他们防得了功臣,躲不过外戚,掌握政权的还是贵族地主。
不过,汉武帝毕竟独尊儒术了,读书做官也逐渐成为风气和共识,由此形成了一种新的社会群体,即士族或士族地主阶级。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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