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一支部队的,全部都是“释兵权”的打击对象。
因此,当自以为是的张俊主动配合秦桧,暗中谋害刘锜、韩世忠和岳飞等人,满以为秦桧会实现他的诺言:“尽罢诸大将,悉以兵权归汝。”
到头来,秦桧让御史台轻轻一份奏章弹劾,便让他张俊打回原型。
可笑乎,可叹乎。
单单“释兵权”肯定是不够的。不管被罢免兵权的高级军官们心里服不服,朝廷还需要抓一个人出来“祭旗”。以示“杀鸡儆猴”。
朝廷最初的目标是刘锜,后来变成了韩世忠,而到了最后,朝廷针对的对象却变成了岳飞。
我们耿直的岳少保,他运用自己的影响力先救刘锜,再救韩世忠;但轮到他自己的时候,悲剧就此发生了!
风波亭的故事。大致如此。
实际上,恢复北宋皇朝时期的那种尊文抑武、以文制武的制度,是高宗皇帝和大部分文人士大夫们的愿望;几任的首相大人也担心战功日著的武将威胁到自己的地位,日以继夜地谋划着怎样解除武将的兵权。
从太祖皇帝赵匡胤和宋朝的第一位首相开始,打压武将、不让武将掌有实权、不让武将有机会造反、就已经成为朝廷的共识。
这也难怪,北宋之前五代十国的历史。全都是血淋淋的教训。
只不过,真的需要把武将们压制得那么死吗?
算起来,在南宋高宗时代,解除武将兵权的呼声并不仅仅出自于刘、张、韩、吴、岳这五大司令官相互辉映的时代。
建炎初年,户部侍郎柳约就直言不讳地进言道:“诸大将提兵入觐,均以自己的名字冠以军名,有尾大不掉之患。”
在建炎四年。给事中兼直学士汪藻上疏斥责诸大将:“现在有的大将官兼两镇之重,跻身于执政之班,家中金帛充盈,锦衣肉食,出入飞扬跋扈,不循朝廷法度,其祸患甚于金虏,可谓上负国家。下负百姓,罪恶如此,用古法皆当诛。”
当时有“两镇之重”节度使衔头的只有刘光世和张俊两人。
到了绍兴元年,汪藻再一次上奏章,大谈“诸大将拥重兵,寝成外重之势”,献上“驭将三策”。建议赵构要“渐销诸将之权”。
而当时高宗皇帝的回答是:“后十年卒如其策。”
兵权迟早是要解除的,但不能太心急,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左宣议郎王之道更是不顾金人在侧,虎视眈眈。上书高宗,强烈要求收缴诸将兵权,恢复以文臣统军的传统,他呼吁说:“臣愿陛下深思熟虑,选择德高望重的文臣授以斧钺,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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