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部分

人传播自己的意见。因为对于那些只想得到消息，对经过深思熟虑后做出的所有断言一概表示怀疑的读者，这种意见的价值微乎其微。甚至评论家也不再能有把握地说一本书或一台戏获得了成功。他们可以做到恶语中伤，但决不能提供有价值的服务。

同样的，这些报社也十分清楚，在形成批评或个人意见上没有任何有用的东西，于是它们便采取压制批评的立场，只限于提一下书名，再添上两三句“捧场的话”。在未来几年的时间里，同样的命运也许会降临到戏剧评论的头上。

在今天这个时代，政府和报社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密切关注各种意见上，这已经成为了它们的第一要务。它们需要在没有任何中间环节的情况下知道一个事件、一项法案或一次演说造成的效果。

这实在不是一件轻松的任务，因为没有任何事情比群众的想法更为多变，一件事情可能今天还会得到褒扬，第二天就会遭到群众的痛骂。

（8）历史观的消亡

我们可以在此得出结论：现代人的历史观正在逐渐消亡。这指的是他们在判断问题的时候，很难秉承一个长久的标准。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现象，是由于没有一种能够引导意见的力量，再加上普遍信仰的毁灭，最后的结果就是极度的分裂。

这种分裂波及到所有的方面，比如说，人们对于一切社会秩序，都存在着至少两种极端分歧的信念；更有甚者，如果一件事情不明确地触及他们的直接利益，他们就绝不会关心。

比如说，像社会主义信条这样的问题，只在极度缺乏文化的阶层里得到赞成，比如那些矿山和工厂里的工人，最为拥护这一主张；而那些中产阶级的下层成员以及一些受过教育的工人，不是彻底的怀疑论者，就是对此保持谨慎的观望的态度。

在过去的25年里，这种趋势越来越明显。在此之前，人们的意见还可以大致预料，因为它们都来自一些基本信仰，也就有着屈指可数的几种来源。

比如说，只要某个人是君主制的铁杆拥护者，那么就可以断定他有着怎样的历史观和科学观。同样的，只要某个人是共和主义者，就可以断定他有着完全相反的观点。

拥护君主制的人十分清楚，人不是从猴子变过来的，而共和主义者同样十分清楚，人类的祖先就是猴子。

拥护君主制的人有责任为王室说话，共和主义者则必须怀着对大革命的崇敬发言。凡是提到一些那些革命领袖，如罗伯斯庇尔和马拉，语气中莫不必须着宗教式的虔诚，还有一些人名，如凯撒、奥古斯都或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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