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事务进行限制,强迫他做一些过去他可做可不做的事情。
同时,日益沉重的公共负担,尤其是地方公共负担,通过减少他可以自由支配的收益份额,增加公共权力取之于他并根据自己的喜好花销的份额,进一步限制了他的自由。
这种对个人自由日益增加的限制,在每个国家都存在着各种具体的表现形式。正是这些大量的限制性法令的通过,才大大增加了负责实施它们的公务员的数量、权力和影响。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每增加一条限制性法令,就需要增加一批公务员负责执行它,或是让那些从前的公务员权力更大,议会不断地增加限制法令,就意味着对公务员势力的不断培养。
沿着这个方向走下去,这些公务员就会成为一个新兴的贵族阶层,最终有可能成为文明国家的真正主人。
这样的前景殊为可怖,即使是一场革命,也很难动摇公务员的力量,因为在政府不断更换的过程中,只有他们不会受到这种不断变化的触动,只有他们不承担责任,也不需要个性,因此才能永久地存在,永远地保存着他们手中的权力。
当一个人既不需要承担责任,也不需要个性,还能保有永远的权力时,那么他和那些实施压迫性专制的皇帝,又有何区别呢?不幸的是,就目前的形势看来,我们的公务员阶层,正在成为这样的专制力量。
如果议会不断制定一些限制性法规,用最复(。:)杂的条'炫'条框框把'书'最微不足'网'道的生活行为包围起来,那么就意味着公民自由活动的空间越来越小,公民的自由越来越压缩,整个国家又将重回旧日的一片死气沉沉之中。
在世界各国的政界与学界看来,保障自由与平等的最好办法就是多多地制定法律,因此它们每天都在批准进行一些越来越不堪忍受的束缚。
它们已经习惯于给人上套,很快便会达到需要奴才的地步,失去一切自发精神与活力。那时他们不过是些虚幻的人影,消极、顺从、有气无力的行尸走肉。
如果到了这样的地步,那么个人注定要去寻求那种他自己身上已经找不到的外在力量。政府的各部门必然与公民的麻木和无望同步增长。
因此它们必须表现出私人所没有的主动性、首创性和指导精神。这迫使它们要承担一切,领导一切,把一切都纳入自己的保护之下。于是,国家最后就变成了全能的上帝。而经验告诉我们,这种上帝既难以持久,也不十分强大。
在许多民族中,一切自由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限制,尽管表面上的许可使它们产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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