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拉德的鼻孔因为腐臭向外扇开。他露出了他瘪嘴的笑容,然后把假牙放好,用舌头让它们湿润。
他在署名处叠好信,然后用力咬下去。当他再打开信时他的签名被一个椭圆形的牙印圈住了。这是他的签章,一个带有旧的血痕斑点的特版的章。
12
01
下午五点钟。拜伦·麦特卡夫律师摘掉领结,给自己做了杯饮料,把脚跷到桌子上。
“你真的不来一杯吗?”
“下次吧。”格雷厄姆说着,把粘在袖口上的苍耳草籽掸掉。他庆幸有空调开着。
“我对雅各比一家并不很熟悉,”麦特卡夫说,“他们三个月前刚刚搬到这里。我和我的妻子到他家做了几回客。爱德·雅各比在刚刚搬完家后找过我重立遗嘱,我们就是这样认识的。”
“可是你是他的财产经营者。”
“是的。他的妻子在他的财产经营者的名单里列第一位,如果他的妻子去世或没有执行能力的话,然后才轮到我。他在费城有个兄弟,但是我猜他们的关系并不亲密。”
“你曾是助理特区律师。”
“是的,1968年到1972年。我1972年考特区律师,仅仅差了一点没有考上。我现在已不后悔了。”
“你是怎么看这里发生的一切的呢,麦特卡夫先生?”
“我想到的第一个人就是约瑟夫·雅伯隆斯基,那个工会头头。”
格雷厄姆点点头。
“一桩有目的的犯罪,具体讲是权力,用变态做伪装。我们仔仔细细地把爱德·雅各比的文件翻了一遍——特区律师办公室的杰瑞·艾思格和我。
“可什么也没有,没有人从爱德·雅各比的死亡得到一大笔财产。约瑟夫发了一大笔薪水,他把一些专利费付清了;可是他把得来的钱花得和他得来时一样快。所有的东西都要归爱德的前妻所有,在加利福尼亚的一小块地产归孩子和后代所有。他有一笔小额的规定受益人不得自由处理的信托资产,给他现在惟一幸存的儿子。基金还够支付三年上大学的开销。我敢肯定三年后这孩子还得在一年级原地不动。”
“奈尔·雅各比。”
“对,这孩子可给爱德找了不少麻烦。他和他妈妈在加州一起住,因为行窃进了劳教所。我从他母亲那儿了解了一些情况。爱德去年到加州去看他,把他带回到伯明翰,让他在鲍德威尔社区大学上学。他们曾经试图让他和家人住在一起,可是他抱怨其他的小孩而且让每个人都不舒服。雅各比太太容忍了他一段时间,最后他们还是让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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