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板着脸的埃尔文也是如此。不知道是不是当晚的月色特别迷人,埃尔文的身影逐渐曼妙起来。再之后我就看不清了,他的声音也变得像棉絮一样轻飘飘,远离了我的耳边。我只能模糊地看到他的嘴在一开一合,就好像小孩子在玩哑语猜谜游戏。他的脸渐渐变得模糊,我正在失去意识。
埃尔文像亲兄弟一样守在我的身边,不停地摇晃我的身体,直到把我弄醒。我甚至有些怨恨他,自从来到这里之后,我就没能好好睡一个安稳觉,他怎么能这么残忍地叫醒我?一辆吉普车在求救信号发出后的10分钟之内赶到。同事们一定是匆忙穿好衣服奔过来的。他们把我抬回了营房。医生要求我立即撤离。我在阿塔卡马的工作就这样结束了。一架直升机把我送到山谷附近的圣佩德罗医院。医生们让我连续吸了三天的氧才放我出院。埃尔文来医院看望我,跟他一同来的中心负责人表示很遗憾,不得不让“我这种类型的科学家”离开。这样的赞誉令人感到宽慰,让即将踏上回家之路的我不再惴惴不安。最终,我将回到我那间只有一小扇窗户的临街办公室,回到高尔街广场转角的那家餐厅,回去吃那难以下咽的菜豆配牛排。此外,我还要默默承受伦敦同事们嘲讽的眼神,并假装什么也看不见。其实,人永远也摆脱不了童年的回忆。它们就像鬼魂一样,等到你成年以后,时不时跳出来纠缠你。
不管你是穿西装打领带的白领,还是穿工作服的科学家,或者是穿着滑稽服装的小丑,童年的影子永远都会跟着你。
回家的路线变得有些复杂,如果取道玻利维亚,海拔会攀升到4000米。我只能先从圣佩德罗飞往阿根廷,然后再从阿根廷飞回伦敦。坐在飞机上,透过舷窗,安第斯山脉渐渐远离了我的视线。我讨厌这趟旅程,对此前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感到非常愤怒。然而,如果早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的心情可能会有所改变。
伦敦
笼罩着整个城市的毛毛细雨提醒了我身在何处。出租车奔跑在高速路上,我只要一闭上眼,曾经熟悉的各种味道就统统扑面而来:学校大厅里陈旧的木墙、打了蜡的地板,还有同事们的皮革包和他们被雨水打湿的风衣。
由于在出发去智利之前就没找到房门的钥匙,我现在暂时回不了家。我想我可能把备用钥匙放在办公室了,所以打算先去一趟学校,等到晚一点再回我那个布满灰尘的“狗窝”。
当我到达学院大楼门口的时候,已经是中午了。深深叹了一口气,我迈步走进了大楼,准备重新回归常规的工作。
“阿德里安!在这里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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