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帮人并没有转过身来,走在最前面的居然跨出了餐厅大门,接着最后一个也走了出去。不但如此,期间他们连方胜男这边看都没有看一眼。
奇怪!方胜男不敢轻易地放松警惕,目光依然跟着他们。他们的背影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之中。窗外飘荡起半醉半醒的怪笑,而且越飘越远。
方胜男简直不能相信眼前的一切,一时很难将那帮酒徒彻底拎到局外去。她转过脸盯盯白秘书,白秘书此时的谈兴正处于高涨之中,犹如一个塞阀刚被拔掉的泔水桶,里面的液体急切得非流淌干净不可。只听她叨叨着:“唉,最后才返了城。”
由于一阵紧张,白秘书的后半段话方胜男一个字也没听见。只此一句,很难将前后连贯起来。但她还是努力地串连起来,应付道:“成分不好嘛。那个时候,也难怪。”
方胜男平时喜欢看名人回忆录,从那些文章里多少知道一些过去的事情,对“文革”也有个大概的了解,面对白秘书所说的往事,来上这么一句应该没有什么不妥。但是话一出口,白秘书却睁大了眼睛,像是面里的花椒被方胜男挑进了她的嘴里,愣愣地看看方胜男,好一会才有所失落地说:“你没听啊!”
“没、没!你说,我听着呢。”方胜男发现自己接错了话茬,连忙掩饰,“这儿的人,好像是种花椒的,放了这么多,来不来就把人麻一下。”
白秘书的眼睛又回到微笑状,说:“看那颜色就是生的,也不知道拿油炸炸,看把我们姑娘麻的。喝点儿水,我接着说。”
方胜男装作顺从的样子喝口水,但依然不敢多喝,因为那一男一女还没有离去。此时,最大的不安全因素就落在那个粗野壮汉的身上了。
白秘书继续着:“我说我们闹返城的时候,可费了很大的周折。郝董属‘黑五类’子女,根本不敢抛头露面,只能背后出出点子,什么事都得我们这些革命后代去当面鼓对面锣地折腾,直到听说云南的知青都回了家,我们那儿的公社干部才有所松动,顺应着形势给我们办了手续。当时多亏了郝董,要不是他出谋划策,恐怕就得晚上几年。那时是要返都返,也没人再问成分。当官的嗅觉没有不灵的,一个个贼着呢,哪儿有傻不愣登捏着老黄历不撒手的?”
“郝董也跟你们一起返了城?后来呢?”方胜男敷衍着问。
“别急嘛,听我给你接着说。返城是返城了,可到了城里之后,没想到一切都跟我们的愿望差得太远——找不到工作。我和老曹都是在父母的单位先干临时工,然后才熬到了转正。郝董可就与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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