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重建歌舞团,我负责歌咏队。当第一次集合点名时,一声“有”,一个姑娘头一扬,同我的眼光碰了个正着,她的名字叫王记香,刚入高中一年级。
在歌舞团里她算出挑儿地漂亮了,可也出挑儿地傲气。有一个表演唱《绿叶才能配红花》,是男女对唱。我把她排在第一排,这边我是第一排,男女两列呈“八”字形面向观众。彩排时她就别别扭扭,好像不愿同我脸对脸,像是两人之间有啥深仇大恨。到了演出时,她硬是立到后排不上来,好在后排那个女同学很大方,她麻利顶了上来,才使这场危机得以消除。演出结束后,我问她为什么,她说:“不为什么。你为什么要问为什么?”我气坏了,说:“为什么不为什么?难道不为什么就可以不服从分配?”她说:“我为什么该站前排?”我说:“站前排又咋啦?脸上抹黑了?还是抹白了?让你不光彩了?不漂亮了?小资产阶级思想。”那年月,小资产阶级可不是个好阶级,谁也不想粘上这个字眼。她哭了。
真叫不打不相识,她后来对我说:“算我服了你。”我说:“那就是说,并不是完整无缺地服。”她用手把我一戳:“就是不服。”不服就不服吧,反正我们俩好上了。尔后我考上了大学。两年后,她没有考上大学,她回老家当了社员。她说:“分手吧,咱们中间有了城乡差别。”我说分手就分手。但是,怎能分得开呢?这一年夏天我回家看她,她赌气不来油房庄,我托一个姑娘去接她,她一见我就哭了,说:“不是说分手了吗?”我说:“走走再分手。”她就跟着我走。这是一个闷热的夏夜,玉米已经八大叶了,渠沟里有水在潺潺流着,有社员拎着马灯在浇玉米。走了很远,到了南河湾,才算清静些。我问她:“你怕不怕?”她说:“怕啥?”我说:“怕妖魔鬼怪。”她说:“我怕你行凶!”这一说我就把她一抱,说:“我可真要行凶了。”她挣脱开来,说:“你行了凶不打紧,你就要受我拖累了。我是个社员,做庄稼的。”我说:“做庄稼有啥不好,只要咱俩好,吃糠咽菜,走遍天涯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