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0部分

老王一直在写回忆录，他就是写着写着，突然倒下的。看这最后一页。”齐秋月指着让他俩看……

王贵桥把郑连三推上菊乡领导岗位以后，郑连三倒是经常来他这儿看看，说说情况，征求老领导意见。后来一忙就来得少了。有一天，王贵桥去市委找他，郑连三亲自给他倒杯水递过来，说：“王伯伯，我正要去向你请教哩！”王书记笑了，说向我请教啥？我听听。郑连三说你先喝茶，等了一会儿，他才说是关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问题。他说：“这个问题我一直在关注着它的动向。我发现，它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在不同的人身上会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和内容。”王书记说：“你这一句话，我很赞成。”郑连三说：“应当说，在我们菊乡，在思想文化领域，是有一些资产阶级自由化苗头，不过——”他看看王书记的脸色，迟疑不决了。王贵桥说：“说下去，咋又‘不过’起来？吞吞吐吐的。”郑连三说：“这是齐秋月抓的工作。”王书记说：“齐秋月抓的又咋的，有话就说，说！”郑连三说：“我同齐秋月交换过意见。比如说，沙家湾的沙吾同重新录用后，很猖狂，写了许多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文章，打着为民请命的旗号，到处抨击菊乡大好的改革开放形势，把局部地区的问题扩大化，把现实的问题绝对化，孤立地看待我们改革开放政策和成果。实际上，他的许多言论都已经越过了‘允许’的界限。还有，他在大学讲台上，继续鼓吹大民主啦自由啦什么的，把人分为刁民良民两种，说什么中国共产党自从五十年代中期以来就没有真正实行社会主义，而是搞的封建社会主义。据此，他得出结论，所以才有了文化大革命，才有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你看看这种论调，这是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明褒暗贬。这些尚可以理解为学术研究。不能容忍的是，他又讲造反啦什么的，说刁民造反、良民保皇命，中国的希望，菊乡的希望不是寄托在良民身上，而是寄托在刁民身上。因为刁民敢于表达自己的自主意识，才能领导时代潮流向前。等等。这些论调其实是西方文化的糟粕，而他这个”文化精英“却奉若至宝，拿过来搀进一点中国封建主义文化内容，到处贩卖。这对菊乡乃至全国的稳定发展是不利的。何况他又打着为民请命、替老百姓代言的旗号，诱惑力就更大，对社会主义肌体的破坏性也就更严重。”

王书记听了，点点头说：“你长进多了。有你这一番有理有据的话，我也受益匪浅。只是我想强调一点，这些文化思潮实际上是随着个体工商户的涌现和外资企业的涌入一同进来和膨胀起来的。还是导师们那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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