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尔曼一开口就像审问似的:你赚多少钱?我要你给我一份你的财务状况记录。你平常都和谁在一起?房租都有按时缴吗?喝酒吗?潘格兰同意你在脸上穿那些环吗?有没有注意卫生?
去你妈的。
就在“天大恶行”发生后,潘格兰成了她的受托人。他坚持每个月至少见一面,有时候更频繁。她搬回伦达路后,他们更几乎成了邻居。他住在霍恩斯路,只隔着几条街,偶尔在路上巧遇还会相约到“吉飞”或附近其他咖啡馆喝咖啡。潘格兰从未试图强迫她,只是曾经找过她几次,替她买过一些生日小礼物。他说过只要她愿意,随时都能上他家去,但她几乎没有利用过这项特权。不过自从她搬到索德,每年圣诞夜去看过母亲后,她总会和他一起过节。他们会吃圣诞火腿、下棋。她其实对下棋没有太大兴趣,但学会规则后便未曾输过。潘格兰是个鳏夫,莎兰德则认为自己有责任怜悯他,以免他一人孤单过节。
她觉得自己亏欠他,而她向来不喜欢欠人。
先前是潘格兰将她母亲位于伦达路的公寓转租出去,后来因为莎兰德自己需要住的地方才收回。这间公寓约四十九平方米,破旧失修,但毕竟有个可以遮风挡雨的屋顶。
如今潘格兰走了,联系既有社会的另一条线也断了。毕尔曼是个截然不同的人。她绝不可能到他家过圣诞夜。他采取的第一步是设立新规定来管理她在瑞典商业银行的户头。以前潘格兰从不介意改变监护权规定,以便让她处理自己的财务。她自己付账单,也可以按自己的意思使用存款。
圣诞节前一个礼拜与毕尔曼会面之前,她已经作好准备;一到了那儿,她便试着解释前一任监护人很信任她,而她也不曾令他失望过。潘格兰一向让她自己管自己的事,并不干涉她的生活。
“那是问题之一。”毕尔曼敲着她的档案簿说,然后便长篇大论地谈起关于监护权的规定与政府法规。
“他很放任你,对吧?真不知道他怎能不受罚。”
因为他是个疯狂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一辈子都与问题少年为伍。
“我已经不是小孩。”莎兰德如此响应,仿佛这样的解释已经足够。
“对,你不是小孩。但我被指派为你的监护人,只要我还担任这个角色,在法律与经济上就得对你负责。”
他用她的名字开了一个新账户,她得向米尔顿的人事处报备,今后就使用这个户头。往日的美好时光结束了。从今天起,毕尔曼会替她付账单,并且每个月给她一个额度。他表示希望她能提供所有消费的收据,而她每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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