些过节。在党史上,这位朋友可是个大名鼎鼎的人物,原中革军委15人成员、二十八个半之一。二十八个半,是指上个世纪20年代,当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王明说,在苏联学习的中共同志中,只有二十八个半人是可以被称作为布尔什维克的,这就在党内营造了一个小圈子。这些人回国后,大多被破格安排进重要的领导位置,有些人不免就趾高气扬起来。毛泽东后来说:“中国的左倾机会主义者差不多都是在苏联受到影响的,几百人在苏联学习,为什么只有二十八个半呢?就是他们左得要命,自己整自己,使自己孤立。”“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统治了四年之久,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帜,吓唬中国党,凡不赞成的就要打。”父亲回忆:“这些人跑到苏联后,和王明搞到一起,回来后就不可一世了。不听他的那套就整你,动辄就扣你帽子。我是看不上这个布尔什维克,自己没什么本事,却好大喜功,处处以工人阶级出身自居。”
不久,父亲就因“偷运贩卖托洛斯基主义”的错误而受到党内警告处分,理由是在张爱萍主持起草的文件中引用了托洛斯基“继续革命”一词。我相信,现在的青年人听起来一定会觉得荒唐,甚至难以置信。但在老一代人,怕是有不少都有过这种经历。好在遵义会议后王明的势力在党内衰败,这个人在中央机关挂了个闲差,没有什么要紧的事做了。
其实这种斗嘴的事,气恼一下也就过去了。没想到竟把毛泽东搬出来了,看来问题是要升级了。
毛泽东是红军的灵魂。父亲不是没有和毛泽东接触过,只是能和这位伟人单独在一起交流思想、聆听教诲,我想,他会不止一次的企盼过这样的机会。“打了胜仗去见毛主席”,我军有这样的传统,但今天,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机会带给他的竟是在窘境下这样尴尬的见面。
“我说,那是句气话。”“气话?我看你还是不服气吧!”父亲回忆他和毛泽东一问一答的细节。
“我能说什么?我向来认为,论功行赏,按律问罪,打了败仗理应撤职,这次撤我,理所当然。”
毛泽东很生气吗?我问。
父亲说:“有点。”
父亲这个人太要强了。我深知他的秉性,自己既然做了,就要敢承担责任。决不能小家子气,让人小瞧了。
父亲曾多次对我提起过:“老帅中,我最敬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