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部分

，报告中央并转山东分局。

我看到父亲当年给华东局的工作报告：“不管地方上还是军队上，都是几个不同地方来的。军队本身，又是八路军，又是新四军，弄得内部不团结。虽然华中局（注：六届六中全会后，中原局即改为华中局）指定我负责，但彼此之间没有能够站在党的利益上统一起来。虽然闹不团结的称英雄的不是我，然而我是受党命令负责领导，没有能够想尽一切办法去团结同志，委曲求全的求得大家的一致，这是我应该负责的错误。”

委曲求全。在这种情况下，唯一可做的，大概只能是“委曲求全的求得大家的一致”了。

父亲回忆这段历史时说：“当时来到这里的，都是各搞各的，扩大自己的力量，没有建立根据地的思想。刘少奇主张成立皖东北军政委员会。他要我当书记，我建议还是其他的同志来当，后来决定刘瑞龙（注：建国后任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过来。他一天到晚就是奔走部队和党的这些关系。”

1940年3月28日，刘瑞龙出任军政党委员会书记。大革命失败后，他和我父亲一起在国民党统治的心脏地区举行苏北农民暴动，组建了红14军。“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总理接见江苏的造反派组织时特意提到：“你们江苏是革命的老根据地，红14军就诞生在你们那里嘛！现在还在的有刘瑞龙、张爱萍、黄火青（注：曾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这在当时是否也是一种策略的保护方式呢？

老战友的到来，使他不再孤独。父亲写道：“义旗少年同心举，敌后苏皖共磋事。”他们是同年生人，当年两个19岁的青年，在苏北揭竿而起；10年后，两个老战友又在江淮大地上携起手来开辟和创建新的根据地。回顾匆匆而过的人生，父亲在悼念刘瑞龙的诗中写道：“五十九载如流失……哀君先我驾鹤去。”

父亲回忆：“1940年，五六月间，我请胡服（刘少奇）同志到皖东北来，在他主持下，召开党政军干部会议，解决了党内不团结、本位主义、不明确发展敌后根据地与游击战争等问题。会后撤消了苏皖总队，留下韦国清（注：后任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的南进支队。从此，工作方针、政策明确了，从前限于军事工作，不注意群众工作，这时也纠正了。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我说少奇同志在华中抗战是执行毛主席路线的，他们就把我划在刘邓的线上了。”

谈到这里，父亲说：“我从来没有过树立自己山头的想法，也从不搞什么派别，争什么地位，那是可耻的。只要对党的事业有利，我干什么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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