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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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刚烈的性格和对事业的执著，注定了他人生的跌宕起伏。妈妈把一生交给了他，就和他一起品尝甘苦。妈妈本是个军中才女，和父亲结婚后不久，就遇上苏北反扫荡，她辗转回到老家，生下了我哥哥。返回部队又赶上父亲负伤，一直照顾他，失去了工作和发展的机会。全国解放后，出台了一项政策，凡不满30岁的在部队工作的女同志可以报名学一门专业。妈妈想，这些年照顾病人，脱离了原来的岗位，回去继续从事行政领导工作已不可能，不如趁着年轻学些东西，将来也好从事些专业技术性的工作，但年龄正好卡在30岁。她说：“我和你爸商量，向组织上说说，通融一下。但他说，这种事怎么好向组织开口的？明明是违反原则的嘛。能做些什么就做些什么吧，实在不行，就在家教育孩子。”我不知道他们是在什么场合下谈起这个话题的，但从妈妈重复爸爸的口气来看，他大概连眼皮子都没有抬一下。

为了照顾伤员牺牲了自己的事业，虽然这个伤员是自己的丈夫，为什么就不能理直气壮地向组织上提出自己的要求呢？难道只要是涉及到个人问题，就一定是违反原则的吗？就算是在原则范围内，难道就真的不能通融了吗？

1955年初，彭德怀签发《国防部关于处理和留用妇女工作人员的决定》，规定军队中，没有专业的女同志一律转业或复员。当时不少人都在找关系、找借口。父亲说：“我就在做别人的工作，我们自己是要带这个头的嘛！”妈妈心里很难受，但又能怎么样？只要对丈夫的事业有利，自己还能讲什么条件吗？

1955年军队授衔授勋，正赶上父亲从华东调来北京。事后妈妈看到有的转业干部照样拿到了勋章，凭自己参加抗战的这段经历，也可以得到一枚“独立自由勋章”，她希望父亲出面和自己原属的南京军区的领导说一下，要求补发。不料父亲却极不耐烦地回答：“要那个干什么？实在想要，我的给你就是了！”妈妈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很久很久以后，她才对我说：“你爸爸这个人啊，他根本就不考虑别人的感受。”是啊，在我父亲眼里，勋章，就是个漂亮的饰物，但对我妈妈来说，那是她的历史，是她人生的记录；老爷子这个人，他从来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他，也从来不在乎别人承认不承认他的历史。是的，他的确不需要关注这些，因为他的名字已经和共和国的许许多多的重大事件和成就联在了一起，翻开战史、军史，我们不难找到他的名字。张爱萍是个什么样的人，还需要勋章来证明吗？但别人呢？那些许许多多像妈妈一样默默奉献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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