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终于要离开家乡了。
我看过他当年写的一首诗:“男儿血气方刚,东去万里无恐。”他自己说过,“我这辈子就没有怕过谁!”当然,他不会想到,这一走就是58年!1987年,当父亲离休重返家乡时,已是一位77岁高龄的老人了。父亲离家前,将自己的名字张端绪改为张爱萍,从此愿像浮萍一样漂泊一生。可他哪里想到,张爱萍这个名字,日后将镌刻在共和国开国上将的名录上。
这个生长在川东边远山村的青年人,顺江而下,来到十里洋场的大上海。
光怪陆离的大上海是极具诱惑力的。他要看看梅兰芳,就把铺盖卷给当了。我问他,晚上怎么办?他说“盖几张报纸就可以了”;我又问,看了有什么感受?“没想到男人也有这样漂亮的。”
20年后,三野解放大上海,陈老总请梅老板吃饭,父亲作陪。席间陈老总说,在座的有你的知音,遂讲了这个故事。梅老板大为动容,起身叩首说,听我戏的何止万千,但卖掉铺盖来的恐怕只你张将军一人,以后听我的戏一律免票。
在上海,你都干些什么?我问他。
“撒传单,贴标语,搞个飞行集会……还能干什么?”他对自己的那番经历不屑一顾地说。
他还是小时候那个脾气,傻不棱登的,他一个人攀登上黄埔江边最高的楼顶撒传单,他说:“漫天的传单雪花一样的飞舞,路过的人都在争抢,巡警吹着哨子驱赶,乱作一团,我就高兴地大叫……”这期间,他两次被捕入狱,一次关在提篮桥监狱,一次关在苏州监狱。由于是在游行集会时被抓的,敌人搞不清他的真实身份,关了些时候就放了。这两次铁窗生涯给他人生带来的恶果,直到40年后的“文化大革命”才真正显现出来。这些故事,我将在后面的章节中予以交代。
他常为吃饭发愁,像他们这样的小萝卜头是没有薪水的。锦江饭店的老板娘董竹君办了个四川同乡会,接济到上海闯天下的年轻人,父亲常去她那里蹭饭吃。解放后,我们两家常有来往。据跟我父亲的老秘书丁慎勉告诉我,上海解放后,故地重游,你爸爸专门去找他当年干过苦力的黄包车铺子。我非常吃惊,首长当年还拉过黄包车?
喔!曾经以拉黄包车混口饭吃的国防部长,全世界恐怕也只有他一人。
我曾看过一个材料,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在上海被捕后,还没有用刑,就双膝下跪。在搜查他的住所时,还捕到一个舞女,是他的姘头。无怪连国民党特务都不理解,说“你们下面的同志连饭都吃不上啊,还拿这么多钱供他养姨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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