样的。”
正是由于他对毛泽东的认同是理性的,不是盲目地带有个人色彩的,所以,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他必然会对毛泽东的一些做法生出疑虑。只不过,毛泽东伟大成就的光环一时还不能使他更清醒地去思考。
父亲说:“解放后,还是在华东时,来北京开过几次会,我就看出来了,因为是一言堂,就有人跟着跑,党内生活就不正常了。我回来跟陈老总说起,陈严肃地说,这种话不好瞎说的喔!不辨真伪,不讲真理,而是依附一种势力,仰人鼻息,无原则的歌功颂德,我做不到。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是做人的节操,何况是一个革命者。但个人又能怎样呢?不愿意依附,唯一的只能是埋头于工作,不看,不听,不参与,除了工作关系外,我没有私人间的往来,因为我厌恶党内那些拉拉扯扯的现象。我有时也会发泄一下,所以叶帅送给我一个绰号:带刺!”
“关于粟裕同志的问题。当时是突然通知的,在游泳池。我们(指当时总参的几个领导炫)到了后就等在那里。毛起来,穿上件睡衣,说找你们来,是要谈谈粟裕的问题。……大家都没有说话。在这样的场合,以这样的口气,谈这样的问题,这做派我真不能习惯。我想起瓦窑堡时自己打了败仗去见他的情景,这次,怎么也接受不了。回来我就跟你妈妈讲了,有变化了,和从前不一样了。”
“在庐山,彭老总是不该说你是小资产阶级,但把人家整成这个样子,没有道理嘛。”
“彭那时搞海防,要增加一个连都很难,但林上来后,增加多少,都一概同意。要塞,彭在的时候报过多少次,都打回来了,但林上来再报,一下子要增加上万人,我们当时都觉得不可能通过的,但二话不说,就批了。对彭对林,就是不一样嘛!”
“还有对罗。为了拉林彪,就由得他把人家往死里整,党内还有正义吗?还讲一点原则吗?”
……
耳闻目睹的这些片断,给他心中蒙上了一层阴影。也许,在日理万机的繁忙中,在胜利成功的喜悦中,在对领袖的信仰和崇敬爱戴中,对这阴影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他还来不及思索,甚至也不愿意去思索,但现在,在这斗室的方寸之地,这些因果缘由开始慢慢地浮现出来了。
他结合自己在方巷搞社教时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做法说:“用毛泽东思想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提高他们的素质,启蒙他们的觉悟,树立起依靠自己的力量改变落后的信念。我在方巷搞社教,就是这个指导思想,今天我仍然坚持这个认识。但搞个人迷信,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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