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世界上所有的事物一样,“文化大革命”在它胜利的口号声中,也在不断地制造着自己的敌人。时至今日,和1966年已大不相同,政治界限已泾渭分明,一边是“四人帮”,另一边,是老同志,是人民,是人民军队。
301医院的刘轩亭院长和心内科王士雯主任,不断叮嘱医生护士一定要执行叶帅指示,保护好父亲。所以,父亲的病室门上,总是挂着“不是探视时间不得入内”的牌子,每次,“帮促会”刚开始,医护人员就以输氧、输液、化验、检查或以“特殊治疗”为由,进行捣乱。弄得“帮促人员”情绪全无。对这种恶作剧,这些年轻的女军官们得意地相互间挤眉弄眼,暗自窃笑。
我妈妈回忆时说:“这第二次被打倒,与革’初期被打倒最大的不同是,我们不再孤立了。”是的,父亲再不是孤立的了。面对这场灾难,他不再苦闷,不再自责,不再被千夫所指,不再在孤独中苦思而惶惑不解。他是无数忧国忧民的老同志中的一个代表,是千千万万真正关切党和国家命运的共产党人中的一个代表,在这场严肃的政治较量中,他也许要付出高昂的代价,但他心安理得。
毛泽东认为:“文化大革命”在实质上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但在经过了10年的反对修正主义和批斗走资派的斗争后,奇怪的是,现在,人民全都跑到修正主义和走资派一边去了。还是他另外一句讲得好:“军心、党心、民心,不赞成分裂。”
我从学校请假回来,看到他躺在病床上憔悴的样子,眼泪就止不住往下淌。他拉着我的手安慰说:“你看,我不是好好的吗?”他从枕头下摸出一张纸,上面记着林则徐的半首诗:
“力微任重久神疲,再竭衰庸定不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他说:“给你的。收好!”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愈演愈烈。
造反组织的头头不少被吸纳进运动领导小组,在实质上控制了党委的权力。他们发号施令,使很多参加过七机部整顿的干部受到批判和处理。父亲在病中得知这一消息,愤而给国防科委政委陶鲁笳写了一封信,要求他在党委会上宣读。信中说:“我是国防科委党委书记,凡没有经过我主持研究或未经我同意的以国防科委党委的名义做出的一切决定,都是无效的。”
鲁迅说过:“肩负起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光明里面去!”这封信,效果如何,很难说。但听说被批判的同志借此反击,他们质疑对自己批判的合法性。两委会成了吵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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