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着叶剑英的面,这第二个计划也落空了;制定这个计划的领军人物,他,张爱萍,两次被打倒,又两次再复出。后人会说,这是对那个时代的讽刺;但对他来说,是时代带给他的耻辱和激愤!
我们现在就看他这第三下了。
他开始组织他的团队。这是一个老班底,“文革”,酸甜苦辣,他们都经历了人生的洗礼,今天,他们又走到了一起。回溯往事,我对父亲说,谈谈你的关、张、赵、马、黄好吗?父亲说:“不要用这样不严肃的口气。我们是由共产党员组成的集体,而我,仅仅是这个集体的班长。这是个原则问题。”
他说:“张震寰是我最早的助手。55年,彭老总叫我组织军队科研这一摊,我就在想,什么人合适。正巧在马列学院见到张震寰,他说想回军队。我们在淮北时就熟悉,他是随南进支队过来的,是个有文化的同志,‘一二九’的大学生(注:指参加过“一二九”运动)。我说这太好了,就和万毅(注:总参装备部部长)说,放在你那里好了,担任装备部副部长兼科技处处长。从此,人民解放军有了第一个管理科学技术的机构。”
张震寰,温文尔雅,风度翩翩,是个知识型的将军。小时候,我们两家在一个院里住,在一个食堂吃饭。父亲和他上班在一起,回到家还在一起,连吃饭还经常隔着饭桌讨论问题,有时,他干脆就端着饭碗到我们桌上吃。他自己能冲洗照片,维修电器。在我的记忆中,不仅给我讲解过原子弹和导弹的一般原理,还讲过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讲解过门捷列夫的元素周期表,他帮我还翻译过俄文的说明书。后来父亲出任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总指挥;张震寰是试验场一线总指挥。我们现在看到的纪录片上,在原子弹倒计时读秒的就是张震寰的声音。
再就是陈彬。后来接替父亲出任国防科工委主任。父亲在三野7兵团时,陈彬是他的参谋处长,以后在总参他又在我父亲领导下负责全军的编制体制。有些人对他颇有微词,但父亲对他却特别欣赏,说:“你们哪里晓得,他的长项是组织计划,工作勤勉,思路清晰,是我的得力帮手。没有他做具体工作,导弹是打不出去的。”国防科工委纪念长征50周年,大会上,大家要我父亲讲讲长征。父亲说:“要讲长征,在座的陈彬同志最有资格,他是四方面军的,过了两次草地,吃的苦比我要多。我带头鼓掌,欢迎他给我们讲讲……”陈彬去世后,他的骨灰埋在了戈壁滩上。
还有就是马捷。国防科委副主任,他相对年轻些。父亲提到他时说:“儿童团!业务精,点子多,聪明好学。靠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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