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德国治腿。父亲劝过他,算了吧,在国外有诸多不便,还是把医生请到国内来。可罗说,要光安个假肢呢?看来他是主意已定。后来,父亲率军事代表团去欧洲访问,回到北京就接到罗瑞卿从乌鲁木齐打来的电话。父亲怎么也没想到,这个电话竟是他和罗瑞卿的永诀。几天后,罗在德国动手术时去世的消息传来。
罗瑞卿受尽磨难,苦尽甘来,不想走得竟如此匆匆。父亲写道:“前驱辞世留重任,后继安知畏风波?”他似乎在问谁。大业方兴,他心痛的不仅是失去了战友,也为了这支军队。当然,没有谁是不可替代的,但乱世安邦,要选出一个有胆有识、敢顶风上的领导人又谈何容易?杨勇那里送来罗的讣告草本,父亲修改后作急件送出。他按了电铃,警卫人员离岗,他拄着拐杖去找,刚下过雨,地上又有青苔,一跤摔下去,右手撑地——骨折。正巧约来治腿的一个民间大夫到了,说,别动,马上对上,以后就好长了。行吗?对这个祖传的技术,在场的工作人员都面面相觑。父亲无力地靠在椅子上,半闭着眼睛,把耷拉着的手伸出说:“那你就试试吧。”真是恶治!随着断折的手臂被用力的拉抻,父亲眉头上豆大的汗珠刹那间就像下雨似的淌下来……幸亏301的医生赶到了,看着就喊,你们他妈的是要把首长搞出心脏病啊!吓得大家都面如土色。父亲说:“算了吧,是我同意的。”
罗追悼会后,邓小平顺道来301医院看望父亲,我问都说了些什么?父亲回答:“四个字,‘无妄之灾’!”
关于推辞军委秘书长这件事,直到上世纪90年代,我为这本书准备素材,又问起父亲当初的想法。父亲回答说:“军委秘书长,是我一生中最甘心情愿辞掉的一个职务。”
他内心深埋的秘密是什么呢?
“我67岁了,再给我3年时间,我一定要把这个东西打到太平洋上去。”
“这个东西,你们叫它杀手锏也好,叫它核王牌也好,我是叫它打狗棍。有了它,任何人就奈何不了我们了。到那时,我的任务也算完成了。”
起初,他并不太愿意接手国防科研这项工作。按1955年军衔评定,上将是战役指挥的最高级别,是实现战略计划的主要执行者。在人民解放军上将一级中,父亲的文化素养是人所公认的。其实他本人的学历并不高,但他当过教员,办过夜校,在共青团工作期间领导过宣传、文化工作,撰写过大量的文章,还有过文艺作品。建国初期,组建海军,组织三军联合作战,又在苏联呆过,都使他在这方面具备了更多的优势。于是,点将就点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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